“我原本是晋绥军的一个营长，也读过军校，原来总觉得，打仗就应该双方摆齐人马，兵对兵，将对将，大炮对大炮，正面对决。
对于八路军在敌后打游击战还很看不上，现在经过这场麻雀战之后，我真正理解了队长口中的敌后战争是什么怎么回事，应该怎么以最小的代价消灭敌人。”
曹万林也忍不住插嘴说：
“我原来在西北军，西北军在各路军阀之中装备也一直是很差的，西北军之所以能够打赢多次军阀混战，凭借的就是西北将士的悍不畏死。
原来我觉得，一个支军队只要不怕死，敢打敢冲，就是一支强军，士兵只要不怕死，跟着长官的指挥冲锋就行。
但是我现在发现，有这些是远远不够的，正所谓一人计短，三人计长，老百姓也说三个臭皮匠，顶一个诸葛亮。
光靠长官的指挥是不行的，长官也是有可能犯错的，也有想不到的问题。
现在，咱们八路军开战后诸葛亮会，群策群力，扬长避短，能够不断的互相进步，互相提高，非常厉害。”
曹万林和王二彪更多的是从宏观层面上讲述自己在八路军的感受，也有人从细节方面提出：
“我发现麻雀战时，枪支非常重要，我拿了自己用惯的老套筒。
但是，老套筒的射程太短，为了更精准的打中，敌人就不得不近一些，但是，越近敌人也容易发现我们，而且反击的时候我们也更容易被击中。
我发现，小鬼子的掷弹筒打的比步枪还远。咱们能不能学会小鬼子的掷弹筒？
如果麻麻雀战时直接扛着掷弹筒，距四五百米给小鬼子来一发炮弹，不但更安全，而且消灭的鬼子也更多。”
王大志插话：
“这个提议非常有道理，咱们军队已经扩大到1000多人，轻重机枪也有十几挺，但是，却还没有任何火炮。
虽然掷弹筒的威力还比不上火炮，但是，它更便于携带，是重火力的极好补充，今后咱们也要建立专门的火炮部队，那就从掷弹筒开始吧。
有没有人了解或打过掷弹筒？”
大家都面面相觑，大多数人原来只是农民，别说打掷弹筒，听都没听说过。二十个八路军老战士也只是见鬼子用过，自己并没有使用的经历。
王二彪所在的晋绥军倒是装备过，但是，数量很少，他们两个人也没有亲手摸过。
所以最终，王二彪提了一个建议：
“我试着联系之前打过炮和掷弹筒的战友，看能不能动员他们参军，给咱们培训掷弹筒兵。”
由于都没用过，也只能这样了，王大志点了点头，准备让王二彪试试。
这场会议整整开了一上午，几乎每个人都在会上发了言，并且，王大志还专门让文书将在会议上的自我批评，及作战中的优缺点全部汇总记录起来。
计划用蜡纸印发下去，全员学习，同时要求各班排同样要进行战后总结，并将总结形成形成纸质的文件交上来。
如果班里面实在没有人会写字，就请其他班排里会写字的战友帮忙。
目的就是，所有人都要参与战后总结，明白自己在作战过程中的得失，并吸取经验教训不断进步提高。
经历了此次作战之后，王大志暂时并不准备对军队进行大的改变三个中队、一个特务队、若干后勤队和三个新兵营的组织方式。
他决定，再保持一段时间，待新兵们完成训练之后再进行改编，同时，由于此次作战造成了近200人的减员，还会重新在民兵和青年积极分子之中招募200名新兵补充到新兵营中。
这次战斗，缴获和战果都十分丰硕，但是，代价也并不小，38个战士永远的失去了生命，100多人受伤。
虽然大多数人都是轻伤，也很快会恢复归队，但是，仍有20多人因为伤势较重，只能被迫退役。
对于这些军属和烈属，王大志并没有忘记他们。
许多人正值青壮年，是家里的顶梁柱，家里骤然失去了这样一个亲人和顶梁柱，不仅情感上难以接受，经济上也会存在巨大的问题。
八路军抗战，本来就是依托百姓，自然不能让军属烈属流血流汗之后还要流泪。
所以，王大志参考红军时期根据地对于军烈属的待遇，又依据平县的经济产出和人均耕地情况，制定了平县抗日根据地优抚政策。
当然，现在条件依然艰苦，甚至连根据地政府都没有完全组建起来，此时的优抚政策是很粗糙的，但基本的条件还是确定了。
比如，此次牺牲的38名战士，每一个家庭的烈属都会被发放《抗日军人家属优待证》，家门口会被挂上烈属的光荣牌。
物质上，能够获得600斤一次性粮食补贴，除此之外，根据烈属家庭的不同情况，也有不同的政策。
如果烈属家缺乏劳动力，根据地会要求当地的村组织和民兵进行耕，定期组织帮他们耕地，土地不可荒废，确保烈属的家庭收成不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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