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节的脚步日益临近，像一股温暖的南风，吹散了工厂里机械的轰鸣和劳作的疲惫，也给这座拥挤的出租屋带来了久违的忙碌与期待，以及一丝不易察觉的离愁别绪。
小小的客厅里堆满了打开的行李袋和编织袋，每个人都在忙碌地收拾着行囊，空气中弥漫着一种归心似箭的躁动。
毛姐的心情是四个人里最好的，脸上整日洋溢着发自内心的笑容，连说话时那浓重的口音都带着轻快的调子。她一边麻利地打包着给儿子、老公以及家里老人买的新衣服和南方特产，一边絮絮叨叨地跟其他人说着她儿子有多高了、有多调皮、多想她。对她而言，这个临时的、充满了混乱关系的巢穴即将成为过去，远方那个有丈夫有孩子的、真正的家，才是她心之所系。
张红的心情也很平静，她家离得不算太远，舟车劳顿会少很多。她盘算着回家能好好睡个懒觉，吃几顿妈妈做的家常菜，神情里是一种单纯的、对休息和团聚的期待。
唯有高伟和唐欣之间，弥漫着一种难分难舍的粘稠氛围。收拾东西时，两人的动作都慢吞吞的，眼神时不时地交织在一起，又飞快地分开，里面盛满了只有彼此才懂的眷恋和不安。趁着毛姐和张红不注意的间隙，高伟会飞快地捏一下唐欣的手，唐欣则会回以一个羞涩又带着忧愁的眼神。他们躲在厨房里，阳台旁，压低了声音说着悄悄话。
“回去要记得想我。”唐欣小声说，眼圈微微泛红。
“嗯，天天想。”高伟保证道，心里却也涌起一阵茫然，分离在即，工厂里那种无所顾忌的亲密仿佛一场幻梦，家乡的现实感扑面而来。
“每天都要给我发信息…”
“好。”
但承诺在现实的鸿沟面前，总显得有些苍白无力。高伟和父亲高长海通了电话，确定了回家的车次。最终，他还是和父亲一起，踏上了返回高家湾的归途。月台上，他最后看到的，是唐欣用力挥动着的手臂和那双写满依恋的大眼睛。
回到熟悉的大山脚下，呼吸着清冷而熟悉的空气，高伟的心绪稍稍安定。第二天，叔叔高长江也风尘仆仆地回来了。没多久，在外打工的姐姐高娟也带着年货回了娘家。小小的院子一下子变得热闹起来。
高伟再次见到了白露。她正在厨房里帮着母亲王兰准备过年的吃食，系着围裙，忙碌的身影依旧苗条。听到高伟进来的动静，她抬起头，两人的目光在空中短暂相接。高伟的心跳漏了一拍，但随即强迫自己移开视线，语气平常地叫了一声“婶子”。白露也迅速低下头，低低地应了一声“嗯”，脸颊似乎有些微红，但很快就掩饰过去，继续着手上的活计。叔叔高长江就在院子里和父亲说话，家里其他人也都在，那道无形的、名为伦理的墙，比出租屋的墙壁更加坚厚，将他们之前那段荒唐的关系牢牢封锁，仿佛从未发生过。他们默契地扮演着最正常的婶侄角色，甚至比之前更加疏远和客气。
除夕夜，年夜饭摆满了堂屋的大桌子。一家人围坐在一起，屋里炉火烧得正旺，暖意融融，桌上菜肴丰盛，电视里播放着热闹的春晚，窗外偶尔炸响的鞭炮声更添年味。
酒过三巡，菜过五味，话题自然而然地转到了外面打工的生活。高长海和高长江兄弟俩说着工地的辛苦、包工头的精明、以及城市的光怪陆离。女人们则更关心生活细节，吃得好不好，住得惯不惯。
不知道是谁先起了个头，说起了如今打工潮里常见的“临时夫妻”现象。
白露忽然停下夹菜的筷子，转过头，眼睛直直地看向身旁的丈夫高长江，半开玩笑半认真地问道：“长江，你在外面…没也找个临时老婆吧？听说工地上两口子一起出去的少，一个人久了，可容易犯错误。”
高长江正喝着酒，被妻子这么突然一问，呛得咳嗽起来，脸涨得通红，眼神有些慌乱地躲闪着：“胡…胡说什么呢！哪有的事！一天天累得跟孙子似的，哪有心思想那些！”他语气急促地否认，却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心虚。
王兰在一旁看着，没说话，目光却缓缓地转向了自己的丈夫高长海，眼神里带着无声的询问和一丝不易察觉的审视。
高长海感受到妻子的目光，有些不自在地挪了挪身子，打着哈哈：“哎，说那些干嘛，都是没办法…凑一块过日子呗，不算真夫妻。”他试图轻描淡写地带过去。
但王兰显然不想就这么过去。她放下筷子，清了清嗓子，开始了她的“发言”。她的声音不高，却带着一种农村妇女特有的、基于现实经验的忧虑和权威。
“你们在外面，我给你们说都老实点，别弄了一身脏病回来。”王兰缓缓说道，“咱们村东头那个李峰，还记得不？前年去南边打工，不就带回来一个外地的媳妇？看着也挺好，后来不是也怀了孩子生下来了？结果呢？孩子还没满岁，那女的就偷偷跑了！连孩子都不要了！再也联系不上，估计是回她自己老家又找人去了。唉，可怜那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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