担架队踩着冻土走下坡地时，天光已经完全亮了。雪没再下，风却更硬，刮在脸上像刀片来回拖。最后一批重伤员被抬离阵地，他们的呼吸混着血沫，在冷空气中凝成细小的白雾。李二狗走在队伍末尾，肩上扛着两支枪，一支是自己的中正式，另一支是从阵亡战友身上取下的汉阳造。他低着头，脚步沉重，每一步都陷进半融的雪泥里。
野战医疗点设在后方三里处的一片洼地，背靠山坳，勉强能挡些北风。几顶灰绿色帆布帐篷搭在干涸河床边上，四周插着用竹竿挑起的红十字旗，旗面已被硝烟熏得发黑，边缘撕裂，随风扑啦作响。帐篷前横七竖八摆着担架，有些还沾着血迹和泥土，没人来得及收拾。伤员陆续被抬入，呻吟声、喘息声、断续的咳嗽声交织在一起，压得人胸口发闷。
刘大夫蹲在第一顶帐篷外，正用酒精棉擦手。他四十出头，穿一件洗得发灰的白大褂，袖口磨破，露出底下深蓝毛衣的线头。裤子是旧军裤改的，膝盖处打了两块不同颜色的补丁。他的脸瘦，颧骨高，眼窝深陷，眼下有明显的青黑，胡子三天没刮，下巴一片铁灰色的 stubble。他没戴帽子，头发乱糟糟地贴在额角，被风吹得微微颤动。
他抬头看了眼远处山坡，知道那支队伍快到了。
“准备接人！”他站起身，声音不高，但穿透力强，“二区位清空，腾出两张台面！盐水预热，钳子、剪刀、止血带全摆出来！谁还有吗啡？报数！”
帐篷里立刻有人应：“还有三支！”
“留一支应急，剩下两支现在用。优先腹部贯通伤和大出血。”他一边说，一边快步往里走。
第一个被抬进来的是个机枪手，腹部中弹，肠子外露，被一块脏布勉强裹住。他脸色蜡黄，嘴唇发紫，呼吸急促，每吸一口气都带着哨音。刘大夫立刻俯身查看伤口，手指轻轻拨开覆盖物，眉头立刻锁紧——肠管已有坏死迹象，腹腔感染严重。
“脱衣服，固定四肢。”他下令，“准备手术。碘酒消毒，范围扩大到整个腹区。”
助手迅速动作。有人剪开伤员上衣，露出满是汗渍和血污的 torso。有人按住他的肩膀和腿。刘大夫拿起剪刀，沿着原伤口切开，动作干脆利落。血立刻涌出，顺着台面流下，滴在帆布地上，洇开一片暗红。
“吸引器！”他说。
“没有。”助手低声答。
刘大夫没说话，只拿纱布一把把吸。血太多，纱布刚贴上去就透了，换一张，又透。他咬牙，加快手速，探入腹腔，寻找破裂血管。指尖触到一根跳动的动脉残端，立刻用止血钳夹住。
“缝合线！三角针！”
线递过来，他左手稳住组织，右手持针，一针扎进去，拉紧，打结。动作熟练，但手背青筋暴起，显出用力过度的痕迹。
外面又抬进来一个。双腿截肢，断口不齐，显然是炮弹破片所致。这人已经休克，脉搏微弱。刘大夫扫了一眼，喊：“先输液！葡萄糖盐水，能用吗？”
“只剩半瓶。”
“全用上。加压注入。”
他继续低头做手术。肠管切除一段坏死部分，准备吻合。可缝到第三针时，针线突然断了。他愣了一下，抬头：“再来一根线！”
“只有粗线了……”
他接过，重新穿针。粗线对组织损伤大，但他没得选。一针一针缝下去，额头渗出细汗，顺着太阳穴滑下，滴在口罩上。
帐篷外，伤员不断被抬来。有的昏迷不醒，有的大声惨叫，有的只是低声哼，像受伤的野兽。卫生员们跑进跑出，脸上全是疲惫和焦灼。药箱打开又合上，里面空得能照出人影。绷带只剩最后一卷，拆开后分成三条用。酒精快见底，只能蘸一点点，擦过器械就算消毒。
刘大夫做完第一台手术，直起腰，扶了下后腰。那里早已酸痛难忍，像是被人用锤子敲过几十下。他摘下沾满血污的手套，扔进盆里，换新的。手套是橡胶的，但早过了保质期，僵硬发脆，一弯手指就咔咔作响。
第二个病人是个头部受伤的传令兵。弹片从右耳上方斜切入颅，深度不明。刘大夫用手电照了照瞳孔，发现一侧散大。他立刻判断：颅内出血。
“不能动手术。”他沉声说，“没条件开颅。只能降颅压。”
他让人把伤员头部垫高十五度，解开领扣，确保呼吸道畅通。又摸出仅剩的一支樟脑注射液，推入静脉。这是中枢兴奋剂，能暂时维持心跳和呼吸，但治不了根本。
“能撑多久？”助手问。
“看命。”他说。
他转身去看下一个。是个胸部贯穿伤，子弹从左肩胛射入，从前胸穿出。肺叶受损，呼吸困难。刘大夫听诊后确认气胸，立刻让助手准备胸腔穿刺。可针管找了一圈，只有一根带弯曲的旧针，是三年前从德国进口的，早就该淘汰。
他拿起来，对着光看了看，针尖有点钝，但还能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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