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言推开新月饭店的黑漆木门时，铜环碰撞的声响比往常沉闷了许多。院里的鱼缸水少了一半，几条金鱼沉在缸底，懒洋洋地摆着尾巴，像是没了力气。老周坐在廊下擦柜台，手里的软布反复摩挲着那块紫檀木暗格，动作慢得像在数木纹。
“今儿的杏仁茶，怕是熬不成了。”老周抬头看他，眼里的红血丝混着灰，“灶上的煤快没了，粮本上的配额也见底了。”
沈言往柜台里看，往日码得整整齐齐的古董架子空了大半，剩下的几件也蒙着灰——那是些实在送不出去、又卖不掉的寻常物件，比如缺了口的民窑碗，褪色的旧字画，连仿品都算不上。最显眼的还是那个刻着“月”字的紫檀木盒，孤零零地摆在中央，锁上的铜绿又厚了一层。
“上周文物局的人又来了。”尹姑娘从里屋出来，旗袍的袖口磨破了边，却依旧挺括，“说现在提倡‘破四旧’，咱们这饭店藏着些‘封建残余’，让要么整改，要么关门。”她手里捏着张泛黄的账册，指尖划过“民国三十八年”的字样，声音轻得像叹息，“我父亲当年记的最后一笔账，是卖了幅石涛的画，换了三袋粮食，救了胡同里七口人。”
沈言想起第一次来这儿时，满架的古董泛着温润的光，老周擦物件时的专注，尹姑娘临帖时的沉静。不过短短半年，怎么就成了这副模样？他走到空架子前，指尖划过积灰的木纹，仿佛还能摸到那些古董残留的温度——商代青铜鼎的冰凉，唐代唐三彩的釉光，宋代汝窑盏的细腻。
“不是你的错。”沈言轻声说。他知道这不是哪个人的错，是时代的车轮碾过，总要扬起些尘埃。新社会要扫除旧痕迹，那些藏着帝王将相、才子佳人故事的古董，自然成了“靶子”。更何况，新月饭店的老关系早就散了——老九门的后人有的去了海外，有的隐姓埋名，剩下的几个，也不敢再沾古董生意，生怕被安上“投机倒把”的罪名。
“昨儿个赵先生来，想把他爷爷留下的玉佩当给咱们。”老周放下软布，声音发涩，“那玉佩是他奶奶的嫁妆，现在他儿子得了急病，等着钱救命。可咱们……”他指了指空架子，“连收的地方都没有，更别说给钱了。”
沈言摸了摸怀里的钱袋，那是他给公社看牲口攒下的工钱，还有上次帮文物局找回孤本给的奖金。他把钱袋放在柜台上：“先给赵先生送去，就说是饭店暂借的。”
尹姑娘想推辞，被沈言按住手：“拿着。新月饭店帮过我，现在该我帮它了。”
老周把钱送出去后，尹姑娘打开那个紫檀木盒，里面没有金银珠宝，只有一叠泛黄的照片和几封信。“这是饭店最后的‘宝贝’了。”她拿起张合影，是年轻时的尹老板和几位长衫先生，站在饭店门口，笑得坦荡，“中间那个是解九爷，当年他帮咱们挡过不少麻烦；左边是霍家小姐，送过咱们一对元代的玉镯，说是‘压店之宝’。”
照片边缘卷了角，人物的脸也有些模糊，却能看出当年的热闹——门庭若市，车水马龙，穿西装的、着长衫的、披旗袍的，都往这院里涌，不只为了古董，更为了那份在乱世里难得的体面与规矩。
“我父亲说，开饭店，卖古董，终究是卖个‘信’字。”尹姑娘的指尖划过照片上的“新月饭店”匾额，“可现在，信还在，人却散了。”
正说着，胡同里传来锣鼓声，夹杂着“破除旧思想”的口号。尹姑娘脸色一白，连忙让老周把剩下的几件物件搬到地窖——那是她能做的最后抵抗，哪怕只是让这些老物件多待一天。
沈言帮着搬东西，地窖里阴冷潮湿，墙角堆着些旧账本，纸页脆得一碰就碎。他翻到一本，上面记着民国二十六年的交易：“收得宋瓷瓶一只，来源：东陵，佣金三成，买主：海外。”字迹潦草，却透着股惊心动魄。他忽然明白，新月饭店能从民国活到现在，不只是靠“信”，更靠“藏”——藏住见不得光的来源，藏住买主的身份，藏住乱世里的那些不得已。
可现在，没什么能藏了。新社会的阳光太亮，照得所有暗角都无所遁形。
“要不……就关了吧。”老周蹲在地上，用袖子抹了把脸，“咱们把这些照片、账本收起来，找个地方埋了，等以后……或许还有人记得这儿。”
尹姑娘没说话，只是望着地窖顶的天窗，一缕阳光从那里漏下来，落在她脸上，亮得刺眼。过了很久，她才轻轻点头：“也好。至少，咱们守住了最后一条规矩——没让一件沾血的物件流出去。”
关门前的最后三天，饭店只接待熟客。有人来买最后一碗杏仁茶，说“喝了这口，就再也尝不到这味儿了”；有人来借本旧书，说“想留着给孩子看看，以前的字是怎么写的”；还有人来跟老周道别，说“当年在这儿用块玉佩换过救命钱，这辈子都记着”。
沈言每天都来，帮着收拾东西。他把那些实在带不走的旧家具送给胡同里的人家，把能藏的照片、账本和几件最珍贵的小物件——比如那枚刻着“九”字的令牌，那把画字门的铜哨——收进一个陶罐，埋在院里的老槐树下，上面种了株月季，算是做个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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