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晨的雾气尚未完全散去，笼罩着庞大的厂区，让那些熟悉的红砖厂房、纵横的管道和沉默的烟囱显得影影绰绰，仿佛一幅正在褪色、边缘开始模糊的旧照片。慕宏升像往常一样，骑着那辆除了铃不响哪儿都响的永久牌自行车，驶入厂门。看门的老赵头从传达室探出半个身子，朝他点了点头，脸上没了往日的神采，只是重重地叹了口气。这声叹息，像一块无形的石头，投进慕宏升心里，漾开一圈无奈的涟漪。
车棚里停放的自行车比鼎盛时期稀疏了不少。路上遇到的工友，打招呼的声音也透着一种心照不宣的疲惫和焦虑。空气里除了熟悉的棉絮和机油味，似乎还弥漫着另一种无形的东西——关于厂子前途未卜的沉重猜测，以及工资拖欠带来的生计压迫感。效益的下滑，不是报表上冰冷的数字，而是真切地写在每个人的脸上，压在每个家庭的饭桌上。
走进技术科，孙伟已经在了，正对着窗台上那盆半死不活的吊兰发呆。年轻人眼窝深陷，显然也没睡好。“慕工，”他转过头，声音有些发干，“我昨晚又琢磨了一下那个微型试点的设备清单，把能用库存件替换的都标出来了，但……核心的几块控制板和传感器，还是绕不开。”
慕宏升接过那份修改过的清单，纸面上密密麻麻的标注和计算，能看出孙伟的用心。他拍了拍年轻人的肩膀：“辛苦了。至少，我们在想办法。” 他知道，孙伟这样的年轻技术员，对工厂有着不同于老工人的复杂感情。他们在这里起步，学本事，也曾憧憬过技术报厂，如今却要眼睁睁看着它滑向深渊，那种无力感和对个人前途的迷茫，交织在一起。
谣言从未停止，反而在焦虑的土壤里疯长。去开水房打水的路上，慕宏升就听到了几个版本：有说市里已经定了，要把厂子打包卖给一个港商；有说银行马上要来清算资产，破产程序已经悄悄启动；还有鼻子有眼地说，万厂长最近频繁接触的那家民营“大丰纺织”，就是要来接手的主体，大部分工人都得下岗，只有少数能留下……真真假假，难以分辨，但每一种传言都像一根针，扎在早已敏感脆弱的神经上。
再次被叫到厂长办公室时，慕宏升发现万成发似乎又苍老了一些，眼里的血丝更重了，办公桌上的烟灰缸快要溢出来。那份技改方案还摊在桌上，边角已经卷起。
“宏升，坐。”万成发的声音嘶哑得厉害，“你那个……最小单元的方案，孙伟把修改清单给我看了。”
慕宏升心头微微一紧，等待下文。
“思路是对的。抓一个点，先做出样子来，让上面看看，也让厂里人看看，我们不是坐以待毙。”万成发点燃一支烟，深吸一口，烟雾模糊了他疲惫的面容，“可是，就算砍到最简，启动资金也要八十万。这八十万，现在厂里账上，连八万都凑不齐。” 他苦笑着，指了指窗外，“最后那点棉花，昨天用完了。八号车间今天上午已经停了。其他车间，靠库存的混纺纱和代加工订单，最多再撑十天。”
慕宏升沉默。这些情况，他大致清楚。资金，像一道无法逾越的鸿沟，横亘在所有自救方案面前。
“市里那个技改资金，”万成发顿了顿，声音更低，“我跑了几趟，托人递了话。竞争太激烈，而且……主要倾向那些产品有市场、只是急需升级的中型企业。我们这种……”他没说下去，但意思明白，他们这种积重难返、市场萎缩的老厂，在评审者眼里，恐怕已不属于“改造”范畴，更接近“处置”对象。
“厂长，那……办公楼前那天，大丰的老板……”慕宏升犹豫了一下，还是问出了口。这不是质问，更像是一种对残酷可能性的确认。
万成发看了他一眼，眼神复杂，有被窥破的尴尬，也有一种破罐破摔的坦诚。“接触过，”他承认，“不止大丰。现在这种局面，多条路看看，总不是坏事。上面的意思也模糊，既要我们‘想办法搞活’，又拿不出真金白银，还怕担责任。我们总得知道，万一……万一真的走不下去，工人们的安置，厂里这些设备、地皮，还能不能换点钱，给大家发点遣散费。” 他说得艰难，每个字都像从砂纸上磨过。
慕宏升感到胸口一阵发闷。他知道厂长说得是实话，是摆在台面上不得不考虑的“下策”。可情感上，他无法接受。这里不只是机器和厂房，是他和成千上万人大半辈子的寄托，是青春和汗水的见证。他记得建厂三十周年庆典时的锣鼓喧天，记得第一次引进德国设备时全厂上下的兴奋与骄傲，记得加班赶制出口订单时灯火通明的车间……难道这一切，最终的价值，就只是核算成冰冷的资产和遣散费？
“我明白您的难处，厂长。”慕宏升的声音有些发涩，“可那微型试点……”
“试点要做！”万成发突然打断他，语气斩钉截铁，带着一种最后的倔强，“哪怕只有万分之一的希望，也要试试。钱……我再想办法，拆东墙补西墙，哪怕去求，去借！宏升，你和技术科，就给我专心把这个试点搞起来，要快！做出点实实在在的东西来！这不光是给上面看，也是给我们自己人看——我们还没放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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