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完这一切，爷爷仿佛虚脱了一般，踉跄了一下，才慢慢将衣裳收起。
第二天，薛家来人取走了衣裳。爷爷病倒了，高烧不退，胡话里尽是“红线缠脚”、“白绫锁喉”之类的可怕字眼。病了大半个月才缓过来，人却瘦了一圈，眼神里多了些以前没有的阴郁。
薛家的丧事办得极其隆重，冥婚的仪式据说是半夜在黄河滩上悄悄举行的，细节无人知晓。只听说仪式后，薛老爷又给爷爷封了个厚厚的大红包。
事情似乎就这么过去了。
但大约一个月后，坏消息传来。下游白家渡口的白家，那个原本许给薛文斌（但并未正式过门）的姑娘，突然得了怪病。起初是嗜睡，整天昏昏沉沉，后来开始梦游，半夜自己走到黄河边，对着河水梳头，嘴里还哼着不成调的嫁衣歌。请了多少郎中、神婆都看不好，人一天天消瘦下去，眼瞅着就不行了。
镇上开始流传风言风语，都说那白家姑娘是被薛文斌的鬼魂勾了魂，配了阴亲，活人阳气被吸走了。
我爹听到这消息，脸色铁青，回家质问爷爷：“爹！那衣裳！是不是那衣裳有问题？！您是不是早知道会这样？！”
爷爷坐在昏暗的堂屋里，抽着旱烟，烟雾缭绕，看不清他的表情。许久，他才嘶哑着开口：“薛家给的图样和法子……太毒。那，上半截红绸是‘聘’，下半截白绫是‘契’。穿了那衣裳，就等于在阴司挂了名，活人的生气会被慢慢渡给下头那位……白家姑娘，怕是救不回来了。”
“那您还做？！”我爹吼道。
“我不做，薛家也会找别人做。别人做，可能更毒。”爷爷磕了磕烟袋锅，声音疲惫，“我留了后手……剪了我的头发，滴了我的血，算是把那‘契’的一部分，引到了我自己身上。可没想到，薛文斌的怨气那么重，白家姑娘的命格又偏偏那么弱……”
果然，白家姑娘没能熬过那个秋天。人没了，白家也彻底败落。
而我爷爷，从那时起，身体就再没真正好过。总是不明原因地虚弱，怕冷，即便夏天也要穿厚衣服。他手上的伤口也好得很慢，做活远不如从前利索。更怪的是，他有时会对着空无一人的角落喃喃自语，或者说些“红线又紧了”、“白家的债还没完”之类让人摸不着头脑的话。
镇上的人看我们家的眼神，也渐渐变了。带着敬畏，也带着疏远和一丝不易察觉的恐惧。“巧手陈记”的生意一落千丈，除了实在没办法的，很少有人再来做“老衣”了。
爷爷是在我十五岁那年冬天去世的。临走前，他已经糊涂了，但有一阵子却异常清醒，把我爹和我叫到床前，紧紧抓着我们的手，他的手冰凉干枯，像老树根。
“儿啊……孙儿……”他喘着气，“咱们陈家……欠了债了……阴债……”
“是白家姑娘的债？”我爹红着眼问。
爷爷摇摇头，又点点头，眼神涣散：“是白家的……也是薛家的……更是那‘’的……那法子……沾了就没个头……我当年想拦……没拦住……反而把自己也搭进去了……”
他费力地抬起手，指向裁缝铺后间方向：“那屋里……箱子最底下……压着一套……红布包着的……那是‘根’……也是‘祸’……留着……或许能挡一挡……但千万别……千万别再让人穿上它……”
说完这些，他像是耗尽了最后力气，手垂了下去，闭上了眼睛。
爷爷走后，我爹遵照遗嘱，打开了那间锁了多年的后间小屋。里面堆满了陈年的布料和工具，灰尘积了厚厚一层。在最角落，一个老旧的樟木箱子底层，用油布层层包裹，果然放着一套衣裳。
就是我当年夜里看到的那套。
只是，它看起来更陈旧了。红绸褪色发暗，白绫泛黄，上面的刺绣依然精致，却透着一股说不出的死寂。凑近了，还能闻到一股极淡的、混合了陈旧香料和一丝铁锈般的古怪气味。
我爹看着这套衣裳，脸色煞白，像是看到了世界上最恐怖的东西。他立刻用油布重新包好，锁进了箱子，再把箱子抬到了自家阁楼最深处，用杂物死死堵住。
“记住你爷爷的话，”我爹对我说，声音发颤，“这东西，沾着人命，连着阴债。永远别碰它，也永远别让人知道它还在咱家。”
时间一年年过去，我爹也老了。他身体一直不太好，总说骨头缝里发冷，梦里常被追赶。裁缝铺早就关了，我们搬到了镇子边缘。关于薛家、白家还有的往事，渐渐被尘封，成了镇上老一辈人酒后偶尔唏嘘的谈资，年轻人只当是荒诞的传说。
我结了婚，有了个女儿，叫小芸。生活平静，我以为那场噩梦早已远离。
直到去年秋天。
小芸八岁生日刚过没多久，突然开始不对劲。先是精神萎靡，老说困，上课打瞌睡。接着，她晚上开始梦游。第一次发现时，她半夜自己开门走到院子里，对着水缸梳头，哼着不成调的、我从未听过的歌谣，腔调古怪，仔细分辨，依稀是“……红绸衣……白绫裙……哥哥等我过门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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