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元一四四年十二月廿二，岁末大朝。
紫宸殿内，文武百官按品肃立，殿外寒风凛冽，殿内炉火温煦，却掩不住一种年终特有的肃穆与期待交织的气氛。这是夏元一四四年最后一次朔望大朝，议程除常规的岁末总结、来年展望外，还有一项由女皇亲自提出的、关乎国史正统的议题。
御座之上，轩辕明璃身着十二章纹衮服，头戴垂珠冕旒，面容在冠冕的阴影下显得格外沉静威严。待各部院例行奏报完毕，她缓缓开口，声音清越，穿透殿宇：“今日朝会，另有一事，关乎国史法统，需昭告天下，以定千秋之论。”
殿中顿时一片寂静，所有目光聚焦于御阶之上。
“朕决意，”明璃一字一顿，清晰无比，“自即日起，正式将吴越一朝之历史，完全纳入我大夏国史体系。吴越之纪年、人物、典章、功业，皆为我大夏历史不可分割之组成部分。国史编纂，当自此始。”
此言一出，殿中泛起一阵轻微的骚动，但很快平息。许多官员，尤其是那些熟知近年朝局变迁、参与过夏元纪年推行与杭州、汴州升格府治讨论的官员，对此并未感到太多意外。正如女皇所言，当夏元纪年法以吴越建元元年为起始，正式颁行天下时，当陈曦被追尊为大夏高祖皇帝、轩辕彦超为宣祖皇帝并列入太庙时，当杭州、汴州这些吴越故都的行政地位被重新评估并提升时，这一决定早已是板上钉钉。今日朝会，不过是履行最后一道确认程序，为其盖上最具权威的印玺。
然而，这道程序本身，意义非凡。它标志着官方史学对过去百余年模糊地带的彻底厘清，标志着大夏王朝对自身起源叙事的一次正式重构。
朝会之后，明璃并未返回后宫或御书房，而是移驾弘文馆。今日，翰林院掌院学士杜彬，以及数位以学识渊博、秉笔敢言着称的翰林院史官，已奉旨在此等候。
弘文馆内，书香与墨香混合，高大的书架林立，中间一张宽大的紫檀木长案上，已铺开若干卷宗与史稿。明璃换下繁重的朝服，着一身较为轻便的玄色常服，未戴冠冕，仅以玉簪束发，坐于案首。杜彬等人行礼后，分坐两侧。
气氛起初有些凝滞。修史，尤其是涉及本朝起源、前朝关系、正统承继等敏感话题，历来是充满禁忌与避讳的雷区。史官下笔，往往字斟句酌，既要力求真实，又不得不顾及当朝皇室颜面与政治正确，稍有不慎，便可能惹祸上身。因此，众人虽奉旨前来，心下不免惴惴，不知女皇究竟意欲何为，尺度又在哪里。
明璃环视众人，将他们的谨慎与疑虑尽收眼底。她微微一笑，率先打破沉默：“今日请诸位学士来此，非为寻常经筵讲论，乃是为议定吴越史纳入国史之具体编纂原则、叙事框架等实务。在开始之前，朕先与诸位定个调子。”
她顿了顿，目光扫过每一位史官，语气平和却带着不容置疑的力度：“今日在这弘文馆内，关于历史、关于王朝更迭、关于正统承继之讨论，没有禁忌，亦无须避讳。朕要的，是尽可能准确、实事求是地探讨。前人之事，功过是非，皆已成过往；我辈修史，贵在存真，贵在明理。唯有直面历史，方能汲取智慧，启迪未来。诸位但可畅所欲言，朕绝不因言罪人。”
这番话，如同春风化雨，稍稍驱散了馆内凝滞的空气。杜彬等人交换了一下眼神，心中稍定。女皇的态度，似乎比预想的更为开明务实。
掌院学士杜彬率先起身，执礼开口：“陛下圣明，开诚布公，臣等敢不竭诚以对。既议吴越史入夏史，首当明晰当年历史关节。”他清了清嗓子，开始以史家平实的语调，回溯那段复杂岁月。
“当年，吴越皇帝陈曦，于汴梁，将皇位禅让于太祖皇帝轩辕佑，改国号为大夏，开启新朝。禅让之际，双方订有《三事之约》，其中首要，便是太祖皇帝承诺，将永远尊崇陈曦及其功业。故开国之初，太祖即追封陈曦为‘大夏昭烈武皇帝’，以践诺言。”
杜彬话锋微转：“然，新朝肇建，百废待兴，尤需确立轩辕氏独一无二之权威，凝聚天下人心。故当时朝廷，在履行《三事之约》的同时，采取了一种‘追尊个人，淡化朝代’之策略。即，极高规格地尊崇陈曦个人，将其纳入大夏皇室祭祀体系，给予帝王尊号；但对于吴越作为一个朝代的历史地位、典章制度、乃至其核心地域之政治影响，则有意予以淡化或模糊处理。”
他举例道：“譬如，刻意压低了杭州、汴州等吴越故都及核心区域的行政等级，未给予与其历史地位相匹配的显要位置。又譬如，官方史书叙事，多强调‘轩辕氏受天明命，承禅继统’，而对吴越数十载统一战争、治理之功，叙述相对简略。如此，既全了信义，又将吴越置于介于前朝（唐及五代诸国）与本朝之间的模糊地带，削弱其独立朝代的光环，防止在东南等地形成基于吴越历史记忆的地方性政治认同，从而巩固新朝之统一与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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