授祯三年的最后一场雪，悄无声息地覆盖了刚刚经历血火洗礼的西域大地，也轻轻落在万里之外的燕京皇城那金黄色的琉璃瓦上。
天地间一片素白，仿佛试图掩去所有的杀伐痕迹与阴谋算计。
原叶尔羌王宫，如今靖北侯府的书房内，炭火盆烧得正旺，驱散了窗外渗入的寒意。
沈川端坐于案前，提笔凝神。
他面前铺着特制的加厚奏事笺，墨迹将在此凝结，跨越千山万水，直达帝国的中枢，呈于那位年轻女帝的御案。
笔锋落下，力透纸背。
奏报以严谨恭谨的格式开头，详细陈述了自河套誓师以来，大军西进、击溃叶尔羌主力、攻拔坚城、迫降汗王、并与准噶尔汗国划定疆界、盟誓互不侵犯的全过程。
战功、斩获、缴获、新拓疆域里数、已安抚人口，皆列分明，数据详实。
字里行间，是标准的臣子向君王汇报的语气，沉稳、克制，并无丝毫居功自傲之态，却也隐然透出一股开疆拓土、砥定边陲的赫赫武勋。
然而，在关于叶尔羌汗国最终命运的关键处，沈川的笔锋微微一顿。
关于阿不都克、鸟不离等一干旧贵族的最终结局，奏报上是这样写的：
“……臣等仰赖陛下天威，将士用命，叶尔羌汗阿不都克及其臣属，摄于王师之威，幡然悔悟，主动献城纳印，愿永世归附，
臣遵陛下怀柔远人之旨，予以接纳，妥为安置，
然西域地僻，水土迥异，阿不都克等人久居王庭，体质孱弱，自归附后，
竟相继染患恶疾，虽经随军医官竭力救治，
终因病人沉疴，药石罔效，先后离世，臣甚憾之，已按礼安葬，并抚恤其眷属……”
“突发恶疾，离世”。
八个字，轻描淡写，便将一场血腥彻底的政治清洗，掩盖在了符合“君臣大义”与“怀柔远人”表面文章之下。
沈川写下这些字时，眼神没有丝毫波动。
他并非畏惧朝廷知晓真相可能带来的非议，以他此刻在西域说一不二的权威和赫赫战功，些许杀戮降王的指责，根本动摇不了他的根基。
他如此措辞，一来是给朝廷，给那位女帝一个合乎体制、便于宣扬“王化”的台阶。
二来，也是一种无声的宣告：西域之事，如何处置，自有他沈川的考量与决断，无需，也不容远在万里之外的朝廷过多置喙。
奏报最后，他提及已初步划定行政，招募流民垦殖，选拔本地通晓汉文、心向王化者协助治理，并计划开春后进一步稳固商路，编练新军等事宜。
通篇看下来，这是一份无可挑剔的捷报兼善后规划，彰显能力，表明忠诚，也预留了足够的自主空间。
火漆封缄，盖上加急印记。这份承载着西域新格局的奏报，将由最精悍的驿骑，以最快速度送往燕京。
与此同时，燕京，紫禁城，暖阁。
地龙烧得暖意融融，驱散了冬日的严寒，却驱不散女帝刘瑶心头的纷繁思绪。
她斜倚在铺着柔软貂绒的暖榻上，身上盖着锦被，一手不自觉地轻轻覆在已然高高隆起的腹部。
七个多月的身孕，让她原本纤细的身形变得丰腴，绝美的容颜上也多了几分属于母性的柔和光辉，然而，那双凤目深处，却依旧闪烁着属于帝王的锐利与深沉，以及……一丝难以言喻的复杂。
她面前矮几上摊开的，正是沈川那份关于西域战事的奏报，她已经反复看了数遍。
开疆拓土，覆灭一国，逼和强邻……
任何一个臣子立下如此不世之功，都足以让君王欣喜若狂，大加封赏。
刘瑶初闻捷报时，心中也确实涌起过振奋与自豪。
沈川，这个她一手提拔、寄予厚望的年轻将领，再一次，甚至远超预期地证明了她的眼光。
他就像一柄最锋利的剑，为她，为这个内忧外患的帝国，劈开了一道向外拓展的亮光。
然而，欣喜之后，便是更深沉的思虑与隐忧。
功高震主，古来有之。沈川如今坐拥河套、经略西域，手握数万能征惯战、对他个人忠诚度极高的新式军队，俨然已是帝国西北边疆无人可以制衡的庞然大物。
朝中关于他“尾大不掉”、“恐生跋扈”的议论早已不是秘密，只是慑于他的战功和女帝的信任（至少表面如此），尚未形成公开风潮。
刘瑶相信沈川此刻的忠诚吗？
某种程度上，她信。
她了解他的抱负，他的骄傲，他建立的公民兵社会、推行汉化、似乎志在重塑华夷秩序的理想，这些都需要依托一个强大的、至少名义上正统的帝国中枢。
但人心易变，权势腐蚀。
当一个人手中的力量膨胀到足以挑战旧有秩序时，谁又能保证他不会生出别样的心思？
更何况，他推行的那套汉家至上、以军功为核心的体系，本身就带有强烈的独立性和排他性。
刘瑶隐隐有预感，沈川倡导的“汉文明至上”的民族主义浪潮，极其有可能对自己的皇权产生强烈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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