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杉矶的二月,空气里都飘着颁奖季的味道。李萱坐在贝弗利山庄的酒店套房里,看着桌上堆成小山的剧本、邀请函和礼服目录,觉得自己像个准备赶考的考生——只不过这场考试叫“奥斯卡季”。
“萱姐,这是今天的行程。”小杨递过来平板,上面密密麻麻排着时间表,“上午十点,《综艺》杂志专访;中午十二点,和学院评委的午餐会;下午三点,参加女性电影人论坛;晚上七点,电影艺术与科学学院的招待酒会...”
李萱揉了揉太阳穴。自从《丝路》在年底点映后口碑爆棚,她就被卷入了这场好莱坞最盛大的游戏。金球奖最佳外语片提名,评论家选择奖三项提名,现在最重磅的奥斯卡也给了最佳外语片、最佳服装设计、最佳摄影三项提名——虽然她个人没有表演类提名,但作为女主角,她必须全程参与公关战。
“戴老师呢?”她问。
“戴老师上午有个制片人会议,下午会来和您会合参加论坛。”小杨翻着日程,“对了,刚刚收到消息,苏灵儿也来洛杉矶了,据说签了CAA(创新艺人经纪公司),准备进军好莱坞。”
李萱挑眉。原着里确实有这段——苏灵儿在《丝路》客串后,借着电影的热度签了美国经纪公司,但后来因为文化隔阂和语言问题,发展并不顺利。不过现在剧情已经改变太多,谁知道会怎样?
上午的《综艺》专访在酒店的露天咖啡厅进行。记者是个精明干练的中年女人,问题都很尖锐:“李小姐,《丝路》在西方获得了出乎意料的成功。但有些评论认为,这部电影的成功是因为它符合了西方对‘东方主义’的想象——一个强大的东方女性,在男性主导的世界里闯荡。你怎么看?”
李萱早有准备。她喝了口咖啡,微笑回答:“我觉得这种说法太简单了。裴清漪这个角色的力量,不是来自于‘像男人一样强大’,而是来自于她作为女性的独特智慧——谈判时的耐心,危机时的韧性,跨文化交往时的包容。这些特质不是‘东方’或‘西方’的,是人类的。”
记者点头记录:“但电影中确实有一些情节,比如她在君士坦丁堡用‘东方智慧’赢得谈判,这是不是一种刻板印象?”
“我们刻意避免了这种简单化的处理。”李萱认真地说,“那场戏的重点不是‘东方赢过西方’,而是不同商业文明的对话。裴清漪能赢,不是因为她更聪明,而是因为她更理解文化差异带来的商业机会。这是编剧团队反复打磨过的。”
专访进行了一个小时。结束时记者说:“李小姐,你很会表达。在好莱坞,会说故事和会演故事一样重要。”
中午的评委午餐会在一家私人俱乐部举行。到场的都是电影艺术与科学学院的成员,平均年龄六十岁以上。李萱穿着得体的米色套装,用流利的英语和每个人交谈——不谈电影,而是聊艺术、聊旅行、聊生活。这是公关团队教她的策略:让评委记住你这个人,而不仅仅是你的电影。
一位白发苍苍的女评委拉着她的手说:“亲爱的,我在你的表演里看到了英格丽·褒曼的影子——那种内在的力量感。”
李萱受宠若惊:“您过奖了。褒曼女士是我最尊敬的演员之一。”
“不,我说真的。”老评委眼睛发亮,“特别是你在撒马尔罕市场观察货物的那场戏,没有台词,但整个人的状态都在说‘我在思考、我在计算’。这才是高级的表演。”
午餐会进行到一半,戴言来了。他显然也是刚从某个会议赶过来,西装外套搭在手臂上。他一出现,立刻成为全场焦点——毕竟他是目前好莱坞最受瞩目的亚洲面孔之一,而且刚凭借《边城》获得奥斯卡最佳男主角提名。
“抱歉来晚了。”戴言自然地走到李萱身边,对几位评委点头致意。
“戴先生,你的《边城》我看哭了三次。”一位评委说,“特别是最后那场戏,你在废墟中寻找学生遗物的那个长镜头...天哪。”
戴言谦逊地回应:“那是陆川导演的功力,我只是执行者。”
李萱在旁边安静地听着,心里却有种复杂的自豪感。这就是戴言——永远把功劳归于团队。
午餐会后,两人赶往女性电影人论坛。车上,戴言问:“早上的专访怎么样?”
“还行,记者问得很深,但我准备充分。”李萱说,“对了,听说苏灵儿签了CAA?”
戴言点头:“嗯。她野心不小,想复制你的成功路径。”
“但她英语...”李萱犹豫,“我记得她口语不太流利。”
“这就是问题所在。”戴言看着窗外,“好莱坞可以接受有口音的演员,但不能接受沟通困难的演员。语言不是发音问题,是思维问题。”
论坛在洛杉矶市中心的会议中心举行。李萱和戴言作为《丝路》的代表,和其他几位女性电影人一起讨论“全球化时代的女性叙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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