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杉矶的二月，空气里都飘着颁奖季的味道。李萱坐在贝弗利山庄的酒店套房里，看着桌上堆成小山的剧本、邀请函和礼服目录，觉得自己像个准备赶考的考生——只不过这场考试叫“奥斯卡季”。
“萱姐，这是今天的行程。”小杨递过来平板，上面密密麻麻排着时间表，“上午十点，《综艺》杂志专访；中午十二点，和学院评委的午餐会；下午三点，参加女性电影人论坛；晚上七点，电影艺术与科学学院的招待酒会...”
李萱揉了揉太阳穴。自从《丝路》在年底点映后口碑爆棚，她就被卷入了这场好莱坞最盛大的游戏。金球奖最佳外语片提名，评论家选择奖三项提名，现在最重磅的奥斯卡也给了最佳外语片、最佳服装设计、最佳摄影三项提名——虽然她个人没有表演类提名，但作为女主角，她必须全程参与公关战。
“戴老师呢？”她问。
“戴老师上午有个制片人会议，下午会来和您会合参加论坛。”小杨翻着日程，“对了，刚刚收到消息，苏灵儿也来洛杉矶了，据说签了CAA（创新艺人经纪公司），准备进军好莱坞。”
李萱挑眉。原着里确实有这段——苏灵儿在《丝路》客串后，借着电影的热度签了美国经纪公司，但后来因为文化隔阂和语言问题，发展并不顺利。不过现在剧情已经改变太多，谁知道会怎样？
上午的《综艺》专访在酒店的露天咖啡厅进行。记者是个精明干练的中年女人，问题都很尖锐：“李小姐，《丝路》在西方获得了出乎意料的成功。但有些评论认为，这部电影的成功是因为它符合了西方对‘东方主义’的想象——一个强大的东方女性，在男性主导的世界里闯荡。你怎么看？”
李萱早有准备。她喝了口咖啡，微笑回答：“我觉得这种说法太简单了。裴清漪这个角色的力量，不是来自于‘像男人一样强大’，而是来自于她作为女性的独特智慧——谈判时的耐心，危机时的韧性，跨文化交往时的包容。这些特质不是‘东方’或‘西方’的，是人类的。”
记者点头记录：“但电影中确实有一些情节，比如她在君士坦丁堡用‘东方智慧’赢得谈判，这是不是一种刻板印象？”
“我们刻意避免了这种简单化的处理。”李萱认真地说，“那场戏的重点不是‘东方赢过西方’，而是不同商业文明的对话。裴清漪能赢，不是因为她更聪明，而是因为她更理解文化差异带来的商业机会。这是编剧团队反复打磨过的。”
专访进行了一个小时。结束时记者说：“李小姐，你很会表达。在好莱坞，会说故事和会演故事一样重要。”
中午的评委午餐会在一家私人俱乐部举行。到场的都是电影艺术与科学学院的成员，平均年龄六十岁以上。李萱穿着得体的米色套装，用流利的英语和每个人交谈——不谈电影，而是聊艺术、聊旅行、聊生活。这是公关团队教她的策略：让评委记住你这个人，而不仅仅是你的电影。
一位白发苍苍的女评委拉着她的手说：“亲爱的，我在你的表演里看到了英格丽·褒曼的影子——那种内在的力量感。”
李萱受宠若惊：“您过奖了。褒曼女士是我最尊敬的演员之一。”
“不，我说真的。”老评委眼睛发亮，“特别是你在撒马尔罕市场观察货物的那场戏，没有台词，但整个人的状态都在说‘我在思考、我在计算’。这才是高级的表演。”
午餐会进行到一半，戴言来了。他显然也是刚从某个会议赶过来，西装外套搭在手臂上。他一出现，立刻成为全场焦点——毕竟他是目前好莱坞最受瞩目的亚洲面孔之一，而且刚凭借《边城》获得奥斯卡最佳男主角提名。
“抱歉来晚了。”戴言自然地走到李萱身边，对几位评委点头致意。
“戴先生，你的《边城》我看哭了三次。”一位评委说，“特别是最后那场戏，你在废墟中寻找学生遗物的那个长镜头...天哪。”
戴言谦逊地回应：“那是陆川导演的功力，我只是执行者。”
李萱在旁边安静地听着，心里却有种复杂的自豪感。这就是戴言——永远把功劳归于团队。
午餐会后，两人赶往女性电影人论坛。车上，戴言问：“早上的专访怎么样？”
“还行，记者问得很深，但我准备充分。”李萱说，“对了，听说苏灵儿签了CAA？”
戴言点头：“嗯。她野心不小，想复制你的成功路径。”
“但她英语...”李萱犹豫，“我记得她口语不太流利。”
“这就是问题所在。”戴言看着窗外，“好莱坞可以接受有口音的演员，但不能接受沟通困难的演员。语言不是发音问题，是思维问题。”
论坛在洛杉矶市中心的会议中心举行。李萱和戴言作为《丝路》的代表，和其他几位女性电影人一起讨论“全球化时代的女性叙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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