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一年十一月的北满，冬天来得又早又凶。
第一场雪在十月底就铺天盖地地落下来，不是往年那种轻软的雪花，而是裹挟着砂砾般冰粒的“大烟炮”。狂风呼啸着卷过山林，气温在三天内从零上五度骤降至零下三十度。小兴安岭深处的第一军指挥部里，虽然炉火烧得通红，但靠墙的木板上依然结了一层白霜。
“报告！”通信员掀开厚重的毛皮门帘进来，眉毛和睫毛上全是冰晶，“第三军紧急电报，他们在桦南的营地一夜冻伤四十七人，其中八人脚趾坏死，需要截肢。”
于凤至放下手中的地图，眉头紧锁。她走到窗前，用掌心融化玻璃上的冰花，望向外面白茫茫的世界。能见度不到五十米，狂风把雪卷成一道道横飞的白色帘幕。
“通知各军，”她转过身，语气凝重，“立即执行‘保命方案’第一级。”
所谓的“保命方案”，是入冬前冯仲云带领政工干部制定的生存手册。此刻，这份手册被紧急下发到每一个连队：
“一、立即挖掘或扩建地窨子，深埋地下至少一米，出入口设双层门帘，内挂毛皮。
二、收集松针、桦树皮，熬制松针水每日饮用，防坏血病。
三、狗皮、鹿皮优先制作靴子，羊毛、兔毛编织袜套，绝不允许赤脚或穿单鞋外出。
四、各营地必须储备至少三十天干柴，集中管理，按人分配。
五、冻伤处理：严禁直接用火烤，需用雪搓至恢复知觉，重伤者立即后送。”
命令通过地下交通网迅速传遍北满。在大兴安岭西麓的第二军营地，王栓柱拄着拐杖，亲自监督地窨子的挖掘。战士们用冻土中刨出的石块砌墙，用桦木做梁，顶上铺三层圆木，再覆以两米厚的冻土。这种半地下式的窝棚虽然阴暗潮湿，但在零下四十度的寒夜里，却能保住性命。
“军长，咱们的盐快没了。”后勤处长哈着白气报告，“按现在的配给量，只够撑半个月。”
王栓柱看着手中那份同样来自指挥部的敌情通报——日军开始实施“经济封锁”。所有通往根据地的道路都被设卡，盐、铁、煤、药品列为“绝对禁运品”，运送者一律枪决。甚至老百姓买盐也需要“良民证”并按人口定量，多买一两就要被当作“通匪”论处。
“娘的，鬼子这是想把咱们困死。”王栓柱啐了一口唾沫，唾沫还没落地就冻成了冰珠。
---
“困不死。”
在小兴安岭指挥部，于凤至正对着地图划出几条新的线路：“日本人能封路，封不住人心，更封不住整片山林。”
她手指点向黑龙江沿岸：“从这里，通过鄂伦春猎户。他们世代在山里打猎，知道所有能过江的暗流和冰道。”
又指向东面：“这里，通过朝鲜族聚居区。边境线那么长，鬼子守得住几个点？”
最后是西北方向：“还有这里，蒙古族牧民。他们赶着牛羊转场，边境对他们来说就是一条线。”
徐建业快速记录：“具体方案是？”
“三条商路。”于凤至说，“东路：用我们缴获的日式手表、钢笔、望远镜，跟苏联边境居民换盐和火柴。中路：用貂皮、鹿茸、人参，跟朝鲜族商人换药品和铁器。西路：用粮食跟蒙古族牧民换牲畜和毛皮。”
“风险很大。”许亨植提醒，“一旦被日军发现...”
“所以要绝对保密。”于凤至说，“每条线路只设一个联络人，单线联系。货物化整为零，分批运送。哪怕一条线断了，还有其他两条。”
她停顿片刻，补充道：“告诉所有参与的人，这不是做生意，是战斗。每一斤盐、每一盒火柴，都是射向鬼子的子弹。”
命令在十一月十日下达。五天后，第一批物资开始流动：
在黑龙江一个叫做“黑瞎子沟”的江汊，月黑风高的深夜，三个鄂伦春猎户拖着狗拉雪橇悄悄越过封冻的江面。雪橇上装着十麻袋苏联产的精盐，还有五箱磺胺粉。对岸，第一军的接应人员早已等候多时。交接只用了一分钟，雪橇返回时，载走了二十块日军军官手表和五架望远镜——这些都是战利品，在苏联边境能换回更多物资。
在延边一个朝鲜族村庄，地下党员老金以“收购山货”为名，把三十斤人参和五十张貂皮装进牛车。车底板有夹层，里面藏着从根据地带来的密信。牛车慢悠悠地穿过日军检查站，站岗的伪军翻了翻上面的山货，挥挥手放行。三天后，这些山货在朝鲜境内的黑市换回了三百斤铁料和一批手术器械。
在呼伦贝尔草原，一场突如其来的暴风雪掩护了五辆勒勒车的行动。蒙古族牧民巴特尔带着他的族人，把两百只羊赶过边境线。羊群在雪地上留下的蹄印，很快就被新的风雪掩盖。在约定地点，第二军的接收部队用两千斤玉米换走了这些羊。羊皮可以做成大衣，羊肉是宝贵的蛋白质，羊油能润肤防冻裂。
这章没有结束，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