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腰的树林里，两个文宣队的年轻队员正在等他。一男一女，都穿着打着补丁的学生装，女的还扎着两条麻花辫。
“张主任，这是这个月新发展的‘两面政权’名单。”男队员递过一张用密写药水处理过的纸，“温水显影。”
张兰生接过纸，从水壶里倒出些水抹在上面。字迹逐渐浮现：十七个屯子，三十四个“白皮红心”的保甲长，其中八个已经能提供日伪军的活动情报。
“那个郭大娘的儿子，县公署的文书，可以争取吗？”女队员问。
“暂时不要。”张兰生摇头，“他在那个位置，不暴露就是最大的作用。等需要的时候，一颗暗子能抵一个连。”
他把显影后的纸凑近点燃的松明，看着火舌将名单吞噬成灰烬。
“记住，群众工作就像种树。”灰烬飘散时，张兰生对两个年轻人说，“不能急着摘果子。根扎深了，树干长壮了，该结果的时候自然结果。现在我们要做的，是让老百姓相信，冬天一定会过去。”
山下屯子里传来敲钟声——那是伪满规定的“治安强化宣传”集会信号。郭大娘和屯子里的老弱妇孺慢慢向村口打谷场聚集，日本指导官和伪满警察已经站在临时搭起的木台子上。
张兰生站在树林边缘，看着那片黑压压的人群。他看见郭大娘站在人群最前面，背挺得很直。
“走吧。”他转身，“去下一个屯子。”
松涛阵阵，像这片土地绵长的呼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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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指挥部，电台室。
徐建业摘下耳机，揉了揉发胀的太阳穴。刚译完的电报摊在桌上，是华北方面转来的重庆密电——关于美军观察组可能访问陕北的通报。电文措辞含糊，但字里行间透露出某种战略转向的征兆。
门开了，于凤至端着两碗高粱米粥进来，碗沿还冒着热气。
“先吃饭。”
徐建业接过碗，喝了一大口。粥里掺了晒干的野菜，有点涩，但暖胃。
“美国渠道那边，第二批货到了。”于凤至在她常坐的那把椅子上坐下，“十支卡宾枪，两万发子弹，还有……”她顿了顿，“五十份单兵急救包，里面全是美国货，磺胺粉、止血带、军用绷带。”
徐建业抬起头：“他们要什么交换？”
“关东军航空队上半年调动记录，以及……伪满洲国‘特殊工人’输送数据。”于凤至用筷子搅着粥，“对方特别强调要后一项，说是‘人道主义调研’。”
“鬼的人道主义。”徐建业冷笑，“是想摸清日本人的战争潜力，评估还能撑多久。”
“不管目的如何，数据我们可以给。”于凤至说，“‘特殊工人’主要是抓去的战俘和平民，在煤矿、铁矿做苦力。把这些数据透露出去，国际舆论上对日本也是压力。”
窗外传来军号声，是晚点名的信号。各营连的应答号此起彼伏，在山谷间回荡。
“王栓柱的电报我看了。”于凤至放下碗，“大连港那条线，让南满的地下党去查。重点查巴拿马、葡萄牙这些中立国的货轮，查它们在港区装卸时，有没有日本军方的人在场。”
“已经安排了。”徐建业从抽屉里拿出一份刚拟好的名单，“这是可以动用的人员，都是在大连港有多年工作经验的同志。码头工人、仓库管理员、海关翻译……形成一张网。”
于凤至仔细看了一遍名单，提笔加了一个名字：“这个刘振海，让他重点注意化工原料的进出。TNT需要原料，日本本土产能不足，很可能从外部获取。”
“明白。”
电台又响了起来，是第三军的每日战报。徐建业戴上耳机开始抄收，铅笔在电报纸上飞快移动。
于凤至走到地图前。图上，代表日军筑垒工地的蓝色标记又增加了三个。从长白山到小兴安岭，一条隐形的锁链正在收紧。
但她看到的不仅是锁链。
她看到王栓柱在江边抢种的麦田，看到张兰生在山屯发展的“互助会”，看到徐建业布下的大连港情报网，看到许亨植正在训练的那些沉默的战士。
战争有两条战线。一条是看得见的，枪炮对枪炮，血肉对血肉。另一条是看不见的，种子对饥荒，组织对压迫，人心对恐惧。
后者往往更漫长，更艰难，但也更根本。
“建业。”她忽然开口。
徐建业从电报纸上抬起头。
“等会儿给各军发个通报。”于凤至的手指轻点着地图上的北满区域，“就说：春耕时节，各部除战斗任务外，必须协助驻地群众完成播种。种子不够的，从军粮里调；劳力不足的，派部队帮忙。这是命令。”
徐建业怔了怔，随即认真点头：“是。我加一句：春耕关系秋收，秋收关系存亡。务求落实。”
于凤至笑了笑。这就是徐建业，总能理解她的意图，并把它变成可执行的条文。
夜深时，她独自走出指挥部。哨兵在远处向她敬礼，她点头回应。
天空清澈，银河横贯天际。那些璀璨的光点，每一颗都在亿万光年之外，但它们的光芒今夜照在这片黑土地上，照在那些刚播下种子的田垄上，照在山林间秘密行军的战士肩头，照在千家万户藏着粮食的地窖入口。
于凤至仰头看了很久。
然后她转身回到屋里，摊开信纸，开始给张汉卿写这个月的第三封信。这次她不写战略，不写困难，只写北满的春天——达子香开了，江水化了，田里的麦种正在泥土下悄悄发芽。
信的最后，她写了一句诗。不是古人写的，是她自己想的：
“冰封终有解冻日，山河不改旧时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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