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月流火,松花江的水位降下去一尺多,露出被冲刷得光滑的卵石滩。江畔一片杨树林里,十几个穿着各色衣裳的人或坐或站,看起来像是赶集歇脚的庄稼汉。只有仔细观察,才能发现他们眼神交汇时的短暂停留,以及树下那个戴草帽的人手指在膝盖上轻轻敲击的节奏——那是摩尔斯电码的节奏。
戴草帽的是许亨植。他面前摊着一张泛黄的东北全图,图上用炭笔做了密密麻麻的标记,有些地方已经模糊得看不清。
“沈阳兵工厂的内线确认,上月出厂的步枪比去年同期少了四成。”说话的是个穿着绸衫、像个商号掌柜的中年人,“主要车间都在拆卸机器,装箱待运。看木箱上的标签,目的地是大连港。”
“运去南洋?”有人问。
“不像。”掌柜的摇头,“南洋战事吃紧,日本本土更需要机器。我的人打听到,这批机器要经朝鲜釜山港转运,最终可能是去九州或者名古屋。”
许亨植的指尖在地图上从沈阳滑到大连,又跨过渤海指向日本本土。这个动作他做了三次,每一次停顿的地方都不同。
“机器编号记下来了吗?”
“记了十七台主要车床的,但装箱后重新编号,对不上。”掌柜的从怀里掏出个小本子,“不过装箱工里有咱们的人,他在三个箱子的夹层里放了木屑——如果到港开箱时木屑漏出来,说明箱子在中途被打开过。”
许亨植接过本子,借着树叶缝隙漏下的光仔细看。那些数字和符号在他眼里自动排列组合,渐渐拼凑出日军战略收缩的图景——他们在做最坏的打算,把东北的工业基础向本土回迁。
“大连港的船期表呢?”
另一个穿短褂、像码头苦力的人开口:“本月靠港的外轮比上月少了一半。日本商船队主要跑南洋航线,回来的多是运伤兵和废铁的船。倒是苏联船多了几艘,都是装大豆和煤炭的。”
“苏联船……”许亨植沉吟,“船上有没有不寻常的货物?”
苦力想了想:“有两条船卸货时,集装箱是军方的人直接接管,没走海关程序。从起重机吊装的手感看,不是重货,可能是精密仪器或者文件。”
许亨植在笔记本上记下这个细节。苏联和日本有中立条约,但暗地里的情报战从未停止。如果苏联人在这个时候加紧搜集东北的情报,只能说明一件事——克里姆林宫也在为某种变故做准备。
会议进行了一个时辰。每个人汇报完自己那条线的情报后,许亨植会问几个关键问题,然后给出下一步的指令。没有多余的废话,每个字都落在实处。
“老李,你那条线暂时静默,等风头过去。”
“小崔,伪满警察厅的档案室要想办法进去一次,重点查1937年以后的户籍变动。”
“赵师傅,兵工厂那个山本清,继续接触,但不要提任何条件,只交朋友。”
最后一个人汇报完时,日头已经偏西。树林里的光线暗下来,蝉鸣声更响了。
许亨植卷起地图,站起身:“下个月十五,老地方。如果有紧急情况,用二号预案联络。”
众人陆续散去,走的方向各不相同,很快消失在江畔的芦苇丛和田间小路上。许亨植最后一个离开,他没有直接回根据地,而是沿着江岸往上游走了五里地,在一个废弃的鱼寮前停下。
鱼寮里已经有人在等。是个女人,三十多岁,穿着蓝布褂子,头发梳得一丝不苟,手里挎着个盖着蓝布的竹篮。
“许副参谋长。”女人微微躬身。
“柳大姐,辛苦了。”许亨植接过竹篮,掀开蓝布,里面是几包草药和一叠用油纸包着的文件,“家里都好吗?”
“都好。铁柱在县里站稳脚跟了,上周刚升了科长。”柳大姐——郭大娘的儿媳妇,声音很轻,“他让我转告您,日军在县公署安插了新的指导官,叫中村,是从关东军情报部调来的。这个人很警惕,所有文件过夜必须锁进保险柜,钥匙他自己带着。”
许亨植点点头:“让铁柱一切如常,不要刻意避着中村,也不要刻意接近。这种人,你越自然,他越不容易起疑。”
“明白。”柳大姐顿了顿,“还有件事……县城东关那家粮油店,老板前天上吊死了。说是生意赔本,但坊间传闻,他是替日本人做事,被咱们的人盯上了。”
许亨植的眼神锐利起来:“咱们的人?哪部分的?”
“不清楚。但现场留了张字条,写着‘汉奸下场’。”
“胡闹。”许亨植的声音冷下来,“未经批准私自锄奸,暴露了怎么办?这条线多少人要受影响?”
柳大姐低下头。
许亨植深吸一口气,控制住情绪:“柳大姐,你回去后通过秘密渠道传话:所有地下工作,没有上级命令一律不准行动。特别是杀人,必须报总部批准。谁再擅自行动,按叛徒论处。”
“是。”柳大姐迟疑了一下,“可是许副参谋长,那个粮油店老板确实该死……他帮着日本人抓过劳工,还告发过两个咱们的交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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