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里姆林宫那场与最高统帅的惊心动魄的会面，为谈判打破了坚冰，但远未带来春暖花开。它只是将罗马尼亚从悬崖边缘拉回了一步，眼前依然是布满荆棘和陷阱的崎岖道路。接下来的日子，才是真正考验外交智慧、耐心和意志力的磨盘。米哈伊王储和他的代表团，将在这座巨大的红色磨盘下，为祖国的命运，艰难地碾磨出每一寸生存空间。
会谈在莫洛托夫的主持下重新开启，气氛似乎缓和了一些，但维辛斯基等具体条款的操刀手们，眼神中的锐利并未减少分毫。他们现在的工作，就是将斯大林同志口头的“框架性意见”，转化为法律条文，并在字里行间埋下尽可能有利于苏联未来行动的伏笔。这是一场没有硝烟，却同样残酷的条文战争。
首先交锋的，是战争赔偿条款。斯大林同意的八年支付期和实物支付是原则，但魔鬼藏在细节里。
“三亿美元赔偿总额，以1944年价格计算，分八年支付，年利率百分之二，从停战协定生效之日起计算。”维辛斯基用他那种惯常的、带着法律条文冰冷质感的声音宣读着草案。“支付品类包括：每年不少于六百万吨石油及石油制品；不少于一百五十万吨粮食，以小麦和玉米为主；不少于五十万立方米优质木材；以及船舶、机床、非铁金属等，具体品类和数量由联合赔偿委员会每年核定。”
萨纳特斯库首相立刻抓住了要害：“维辛斯基先生，一九四四年的价格是不合理的。战争尚未结束，全球通胀严重，工业品和农产品的价格波动极大。以固定年份的价格锁定长达八年的赔偿交付，这意味着越到后期，罗马尼亚实际付出的价值将远超三亿美元。这不符合公平原则。我们建议，赔偿价值应以交付当年的国际市场价格，或者至少以一个可浮动的基准来计算。”
维辛斯基推了推眼镜，面无表情地反驳：“国际市场价格？由谁来核定？伦敦市场还是纽约市场？那里充斥着资本主义的投机和操纵。以固定价格计算，正是为了避免不必要的争议和不确定性。这是苏联政府经过慎重考虑的决定。”
“但这会将巨大的、不可预测的负担强加给罗马尼亚经济！”沃伊库外长加入了争论，“我们还需要重建被战争摧毁的家园，我们需要粮食养活我们的人民，我们需要石油驱动我们的工业恢复。如果以如此巨大的实物量输出，而且是按远低于实际价值的价格，这无异于抽干我们的血脉。我们请求，至少将价格基准与某种公认的、相对稳定的计价单位挂钩，或者大幅降低实物交付的数量。”
争论持续了整整两天。罗马尼亚代表团拿出了详尽的国内产能报告、战后预估需求报告，甚至引用了某些国际联盟（虽然已名存实亡）关于战争赔偿的惯例，试图证明苏联方案的苛刻。米哈伊王储在关键时刻再次发言，他没有纠缠于具体数字，而是再次强调原则：
“莫洛托夫先生，维辛斯基先生，我们承认赔偿的义务，我们愿意付出代价。但我们付出的目的，是为了结束过去，开启未来，而不是为了毁灭罗马尼亚民族生存和未来发展的根基。一个经济彻底崩溃、民不聊生的罗马尼亚，不仅无法成为苏联可靠的邻邦，反而会成为滋生混乱和仇恨的温床，这不符合我们任何一方的长远利益。我们需要一个既能体现罗马尼亚责任，又能让其存续和发展的方案。”
最终，经过极其艰苦的拉锯，双方达成妥协：赔偿总额不变，支付期八年。但价格计算方式改为“参照战前五年（1935-1939）该品类商品在罗马尼亚国内平均出厂价格，并考虑合理的通胀系数进行调整，具体由联合赔偿委员会中的双方代表共同核定”。这是一个模糊地带，留下了未来争吵的空间，但至少打破了苏联单方面锁定低价的目的。在交付数量上，罗马尼亚也争取到了一定的弹性，例如石油交付量前三年可适当降低，以保障国内最基本的能源需求。
接下来，是最为敏感的“暂时驻军”问题。斯大林放弃了“永久性军事基地”的提法，但苏方草案中对“暂时”的定义和驻军权力的描述，宽泛得令人心惊。
草案写道：“为保障对德作战行动的顺利实施及维护相关交通线的安全，苏联红军有权在罗马尼亚境内必要的港口、铁路枢纽、机场及战略要地驻扎其部队，其驻扎地点、规模及持续时间，由苏联红军最高统帅部根据军事需要决定。罗马尼亚政府有义务提供一切必要的协助与便利，包括但不限于营房、后勤补给及当地运输工具的使用。”
这几乎等同于一张空白支票。“根据军事需要决定”——这意味着苏军可以以任何理由，在任何它认为必要的地方驻军，而且想驻多久就驻多久。“必要的协助与便利”——这意味着罗马尼亚需要承担巨大的财政和物资负担。
“这是不可接受的，”米哈伊在内部会议上斩钉截铁地说，“这等于将我们的主权撕开了一个巨大的、无法控制的口子。我们必须给这个‘暂时’加上枷锁，给他们的‘权力’划定边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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