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五年三月，布加勒斯特的寒意迟迟未退。党中央大厦那栋新古典主义建筑里，弥漫着一种比窗外残冬更刺骨的寒冷。乔治乌-德治，这位执掌罗马尼亚共产党权柄十余年的领导人，正躺在专门为他辟出的、设备齐全的病房里，与晚期肝癌做着最后的、无声的搏斗。癌细胞早已吞噬了他的肝脏，扩散至全身，再先进的药物和来自莫斯科的专家团也回天乏术。他时而清醒，时而陷入深度昏迷，枯槁的面容在止痛药的短暂抚慰下，仍难掩痛苦挣扎的痕迹。
病房外，是一条铺着深红色地毯的长廊，平日里，这里是权力的通道，此刻却成了各方势力无声角力的舞台。空气中混杂着消毒水、昂贵雪茄以及一种名为“野心”的、无形却浓烈的气味。党内巨头、政府要员、军方代表，像幽灵般在此徘徊，或聚成小团低声交谈，或独自靠在镶嵌着金边的壁柱旁，眼神闪烁，心思各异。
阿波斯托尔，这位名义上的二号人物，德治最亲密的战友之一，此刻脸上写满了焦虑与一种被架在火上烤的煎熬。他频繁地进出病房，每一次出来，脸色都比进去时更沉郁一分。他清楚地感受到，德治的时代正在以小时为单位迅速流逝，而他自己，似乎并未获得那份想象中的、顺理成章的继承权。周围那些昔日同僚投来的目光，同情有之，审视有之，更多的是一种冷静的、待价而沽的算计。
毛雷尔，这位以务实和精明着称的政府首脑，更多地是站在稍远一点的窗边，望着楼下街道上稀疏的车流。他的眉头紧锁，思考的是政权平稳过渡的极端重要性，以及如何避免在权力交接的真空期，让国家陷入不可预测的动荡。他对阿波斯尔的能力心存疑虑，更对那个在角落里，眼神如同鹰隼般锐利的尼古拉·齐奥塞斯库，抱有深深的不安。
而齐奥塞斯库本人，则表现得异常“沉痛”和“克制”。他并不多言，大多数时间只是静静地站在一个不引人注目却又视野极佳的位置，观察着每一个人，聆听着每一句有意无意飘入耳中的对话。他那张已经开始显现出刚毅线条的脸上，看不出过多的悲伤，只有一种近乎冷酷的专注。他的妻子埃列娜紧挨着他，同样沉默，但她的眼神却在不断扫视，像一台精密仪器，记录着在场每一个人的表情、站位和交谈对象。他们夫妇像潜伏在丛林深处的猎手，耐心等待着发出致命一击的最佳时机。
德治的呼吸越来越微弱，心电监护仪上跳动的曲线逐渐平缓。主治医生摘下听诊器，对守候在床边的政治局核心成员们，沉重地摇了摇头。
一九六五年三月十九日，乔治乌-德治停止了呼吸。
一瞬间，病房内外陷入了一种奇异的死寂。并非出于纯粹的哀悼，更像是一种集体性的屏息——旧的时代戛然而止，新的时代，伴随着未知的风险与机遇，轰然开启。权力，这份巨大而诱人的遗产，瞬间成了无主之物，悬浮在空气中，等待着第一个伸手去攫取它的人。
阿波斯托尔强忍着眼角的湿润，试图以临时主持者的身份安排后事。但他的指令，听起来不再像以往那样具有不容置疑的权威。人们的目光开始不由自主地飘向其他人，尤其是当齐奥塞斯库缓缓走上前，用一种低沉而清晰的嗓音表示“我们必须立刻召开政治局紧急会议，稳定局势”时，那种无形的权力重心，已经开始发生了微妙的、却是决定性的偏移。
消息被严格封锁，但高层内部的电话线路瞬间变得异常繁忙。黑色的官方轿车悄无声息地驶入党中央大厦的地下停车场，又悄无声息地离开，带来或带走一个个关键人物。德治的逝世，如同一块巨石投入看似平静的湖面，其下的暗流，开始汹涌奔腾。
在遥远的日内瓦，米哈伊一世几乎在同一时间，通过“王冠”情报网的特殊渠道，收到了这条绝密信息。电文只有简短的一行代码，译出后是：“园丁已逝，花园无主。”
米哈伊放下译电纸，久久沉默。他走到窗前，望着阿尔卑斯山巅的皑皑白雪。他知道，布加勒斯特的那个“花园”，此刻正面临着狂风暴雨的侵袭。而那个他最警惕的、名为“齐奥塞斯库”的园丁，会放过这个机会吗？
罗马尼亚的命运，再次被推到了历史的十字路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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