宣传攻势只是齐奥塞斯库转嫁危机的双刃剑之一。另一面，是更加严酷的行政控制和镇压。
“提高革命警惕，粉碎一切破坏活动！”的标语，贴满了所有机关、工厂和学校的布告栏。秘密警察（Securitate）的活动变得更加频繁和肆无忌惮。任何对供应短缺的公开抱怨，任何对宣传口径的质疑，甚至任何与“可疑人员”——包括那些曾与米哈伊一世有过接触的地方人士——的交往，都可能被记录在案，带来严重的后果。
工厂里，成立了“节约与效率革命委员会”，实际上是为了监控工人的言论，揪出“消极怠工者”和“散布不满情绪者”。一些因为饥饿而偷拿了工厂食堂一块面包的工人，被无限上纲为“破坏国家财产，配合经济敌人”。
在农村，征收粮食的任务变得更加严苛。农民们被迫交出自己口粮之外的最后一点存粮，以完成“支援国家建设、打击帝国主义”的征购指标。反抗者被扣上“富农思想”、“破坏统购统销”的帽子，遭到批斗甚至逮捕。
齐奥塞斯库试图用恐惧，来封住人民的嘴，压住他们的不满。布加勒斯特街头，那种因为米哈伊巡视而短暂出现的、微弱的希望和活力，迅速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更深的压抑和沉默。人们行色匆匆，目光回避，在公开场合绝口不提政治和生活困难。
然而，高压之下，暗流涌动。
在黑市，物资交易变得更加隐秘但也更加活跃。价格飞涨，普通人难以问津，但这成为了部分人获取生活必需品的唯一渠道，也滋生了新的腐败。掌管物资分配的官员，成为了黑市的隐形皇帝。
在家庭和极其私密的朋友圈子里，对政权的不满在积累、在发酵。人们不再轻易相信宣传，那种被愚弄和被强迫的感觉，像毒液一样侵蚀着他们对“新社会”本就有限的认同。
玛丽亚夫人那位在克拉约瓦一家机械厂担任技术员的儿子，在一次秘密回家探亲时，对母亲说：
“妈，厂里现在没人信广播里那一套了。大家私下都说，欠债还钱天经地义，但为什么别国没像我们这样饿肚子？为什么要把钱都拿去盖那个永远也盖不完的‘人民宫’？他们把什么都怪到国王和外国人头上，无非是想推卸自己的责任！”
玛丽亚夫人捂住了儿子的嘴，紧张地看了看窗外。“别说了，孩子，隔墙有耳。”但她浑浊的眼睛里，却闪烁着认同的光芒。
齐奥塞斯库成功地用宣传和恐惧，暂时压制了不满的公开表达。但他没有消除不满的根源，反而用谎言和高压，将不满压缩得更深、更烈，如同地壳下奔腾的岩浆，正在寻找着任何一个薄弱的缝隙。而米哈伊一世在雅西引发的那个微小涟漪，虽然被官方的浪潮试图扑灭，但其带来的那一点点“另一种可能”的记忆，却像一颗顽固的种子，埋在了许多像玛丽亚夫人这样的人心中，在冰冷的冻土下，等待着破土而出的时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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