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罗马尼亚”计划在王室内部获得支持只是第一步。当卡罗尔以王室基金会副主席的身份，首次与政府教育、通讯部门的官员会面时，他才真切地体会到父亲所说的“阻力和困难”具体为何物。
会议地点安排在教育部一间装饰着厚重油画和天鹅绒窗帘的会议室里，气氛如同房间里的空气一般，凝滞而略带陈旧感。几位司局级官员礼貌地听着卡罗尔用幻灯片阐述“数字中心”的构想，脸上挂着程式化的微笑，但眼神中大多流露出不解甚至是一丝轻蔑。
“卡罗尔……先生，”一位头发梳得一丝不苟、戴着金丝边眼镜的教育部司长在卡罗尔讲完后，率先开口，他刻意停顿了一下，似乎在斟酌对这个没有官方职务的“王室副主席”的称呼，“您的这个计划，愿景非常……宏大，也充满了人文关怀。”他先扬后抑，“不过，我国的基础教育目前面临的主要问题，是校舍危房改造、师资力量不足、以及传统文盲的扫除。将宝贵的资源投入到昂贵的计算机和网络上，是否有些……过于超前了？很多偏远村庄连稳定的电力供应都成问题。”
另一位来自通讯部门的官员则从“可行性”角度提出质疑：“铺设网络基础设施成本高昂，尤其是在喀尔巴阡山区的乡村。商业运营商需要考虑投资回报，恐怕很难像基金会期望的那样，大规模提供免费或廉价服务。而且，网络安全、信息管控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
卡罗尔耐心地听着，他知道这些顾虑在一定程度上是现实的。但他更清楚，这些“现实”的背后，是一种根深蒂固的思维定式——将数字化视为一种锦上添花的“奢侈品”，而非关乎未来生存的“必需品”。
“感谢各位提出的实际问题，”卡罗尔保持着冷静与尊重，但语气不容置疑，“但我必须纠正一个观念：数字素养，在今天的世界，已经不再是‘超前’的技能，它正在变得和阅读、写作、算术一样，是基础性的公民能力。我们不是在谈论购买昂贵的‘玩具’，而是在为我们的下一代装备参与未来经济竞争最基本的工具。”
他切换到下一张幻灯片，上面展示着东欧邻国，如波兰、爱沙尼亚在推广编程教育、建设电子政务方面的进展数据。“先生们，看看我们的周边。爱沙尼亚的人口不到我们十分之一，但他们通过坚定的数字化战略，成为了‘数字国家’的典范，吸引了大量的投资和高科技人才。我们还在讨论电力问题的时候，他们已经实现了投票、纳税、看病绝大部分流程的线上化。这场竞赛已经开始，我们每犹豫一天，差距就会拉大一分。”
他看向那位教育部的司长：“关于资源，我完全同意应该优先保障基本的教育需求。王室基金会发起这个计划，正是为了在不占用政府现有紧缺预算的情况下，做一个探索和补充。我们不是要取代政府的职责，而是希望成为一个试点，证明这条路走得通，并且效益巨大。至于电力问题，”他顿了顿，“我们可以从有稳定电力供应的小城镇开始，同时探索太阳能供电等替代方案 for 最偏远的地区，技术上是可行的。”
接着，他转向通讯部门的官员：“关于网络成本，我理解运营商的难处。但我们是否可以换一个思路？将网络接入视为一种对未来的投资，而不仅仅是成本。一个接入互联网的村庄，意味着那里的农民可能通过网络获取最新的农产品价格和种植技术，那里的手工艺人可能将产品卖到全国甚至全世界。这带来的经济活力，最终会反哺整个地区。基金会愿意作为协调方，与运营商共同设计一个可持续的、阶梯式的合作模式。”
卡罗尔的回应，既有战略高度，又触及具体操作，更重要的是，他展现出的是一种建设性的、寻求合作的姿态，而非高高在上的指责。他巧妙地运用了数据和国际对比，让在座的官员无法轻易地用“国情特殊”来搪塞。
会议结束时，虽然未能立刻获得政府部门的鼎力支持，但那种最初的抵触和轻视情绪明显减弱了。几位官员表示“需要回去研究”，态度变得认真了许多。
离开教育部大楼，坐进车里，卡罗尔感到一阵疲惫，但更多的是兴奋。他知道，这只是漫长征程中的一次小规模接触。真正的战斗，在接下来的具体执行中。他立刻召见了基金会的工作团队，下达了指令：“启动我们的第一个‘数字中心’试点项目选址调研，优先考虑一个有一定基础、但能产生示范效应的小城镇。同时，开始起草志愿者招募计划和初级培训课程大纲。我们要用最快的速度，做出一个样板来给他们看。”
他深知，在布加勒斯特的会议室里磨破嘴皮，不如在某个小镇里点亮第一盏数字之灯，更具有说服力。行动，是最好的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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