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榜画卷流转，金光凝聚于开皇十年（590年）的时空节点。
此时的隋朝，已如一轮旭日跃出地平线，光芒万丈。
南北归于一统，制度革新初定，仓廪充盈，户口滋殖，突厥称藩，四夷宾服，杨坚以其超凡的魄力与勤勉，铸就了被后世史家誉为“开皇之治”的煌煌盛世。
然而，盛世的华裳之下，暗流已然涌动。
开皇十年后的杨坚，其统治风格与帝国命运，皆步入了一个更为复杂、矛盾交织的阶段。
开皇九年（589年）陈朝覆灭，并非统一事业的彻底终结。隋朝在江南推行抑制士族豪强的政策，触及了当地盘根错节的利益网络。
开皇十年（590年）十一月，一场波及原陈朝大部分疆域的叛乱猝然爆发，婺州（今浙江金华）汪文进、越州（今浙江绍兴）高智慧、苏州沈玄侩等江南豪强纷纷举兵，“自称天子”，或“自称大都督”，杀隋吏，攻州城，声势浩大。
这场叛乱，既是江南旧势力对隋朝中央集权政策的激烈反弹，也暴露了新附之地统治根基的脆弱。
杨坚对此反应迅疾而强硬，立即任命内史令杨素为行军总管，领兵平叛。
杨素展现其卓越的军事才能，率水陆大军，分路进击，采取各个击破的战略，攻势凌厉。
叛乱虽波及广泛，但缺乏统一指挥，各自为战，至开皇十一年（591年）春，所有叛军均被杨素次第讨平。
此役，隋朝以雷霆手段稳固了在南方的统治，但也以血腥镇压加深了暂时的裂痕，杨坚此后对江南地区不免心存警惕，施政更为审慎。
开皇十年后，杨坚前期推行的一系列制度变革进入深化与巩固期。
在行政上，三省六部制的中央架构运转日益熟练，州县二级制的地方行政体系也有效加强了中央集权。
尤为重要的是，科举选士的雏形在此时期进一步明确。
开皇七年（587年）隋文帝下诏设立分科考试制度，开皇十八年（598年）又诏令“京官五品以上、总管、刺史，以志行修谨、清平干济二科举人”，虽未形成后世完善的进士科，但打破了门阀世族对仕途的垄断，为寒门子弟开辟了入仕通道，意义深远。
经济上，均田制的推行与户籍整顿（“大索貌阅”与“输籍定样”）的持续努力，使得国家控制的户口与土地显着增加。
纳税人口的激增，加上相对较轻的租调定额和杨坚躬行的节俭之风，共同造就了隋朝府库的空前充盈。
开皇十二年（592年），户部上报“府藏皆满”，以致无处容纳，需增建仓库。
至文帝末年，全国的官仓储备据说足够国家五六十年支用，唐朝建立后二十余年，仍在消耗隋朝留下的粮食。
这种“国富”的景象，达到了“古今称国计之富者莫如隋”的巅峰。
然而，这种财富积累在某种程度上是通过严格的户籍控制将大量人口纳入国家税基实现的，与真正的“民富”并非完全等同，存在着“民多荫冒”被清查后，实际税负面扩大，但个体负担看似未显着增加的情况。
在思想文化领域，杨坚致力于融合南北，整合意识形态。
他本人雅好收藏，在观文殿后建“妙楷台”藏法书，“宝迹台”藏名画。
同时，他深谙宗教的教化功能，对佛教与道教均予以扶持。
杨坚诏令修复北周武帝灭佛时所毁寺院，并广建新寺，延请高僧，设立“二十五众”和“五众”等僧官学官系统，促进佛学研究和讲经弘法。
他也推崇儒学，但“不悦诗书”、“废除学校”的记载也反映了其文化政策上的某种矛盾性。
这些举措旨在构建统一的文化认同，但其效果受其个人偏好与时代局限影响。
步入晚年的杨坚，其性格中“沉深有气局”的一面，逐渐向“天性沉猜”、“素无学术”、“好为小数，不达大体”倾斜。他“每事皆自决断”，不轻易信任臣下，导致“虽则劳神苦形，未能尽合于理”。
其统治愈发倚重严刑峻法，甚至“命左右贿臣下，对受者重罚”，使群臣战栗，唯求自保。
这种多疑猜忌的性格，在其家庭内部引发了最大的悲剧。
杨坚与独孤皇后所生五子，原本父慈子孝，却因权力与猜忌，父子兄弟之情荡然无存。
长子杨勇因生活奢侈、率意任情，逐渐失宠。
次子杨广（晋王）则矫情饰行，迎合父母俭朴之好，博得欢心。
开皇二十年（600年），在独孤皇后与杨素等人的运作下，杨坚废黜太子杨勇，改立杨广为太子。
此后，杨坚又将四子蜀王杨秀贬为庶人。
诸子相继被废，骨肉相残，不仅使杨坚晚年心境凄凉，更动摇了国本，为隋朝的急速衰败埋下了最致命的隐患。其“听哲妇之言，惑邪臣之说，溺宠废嫡，托付失所”，成为后世史家诟病之处。
仁寿四年（604年）正月，杨坚驾幸仁寿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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