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榜画卷流转，时光自康熙八年（1669年）那场惊心动魄的宫廷智斗后悄然滑过。
武英殿内擒拿鳌拜的尘埃落定，并非斗争的结束，而是一个崭新时代的序章。
时年十六岁的爱新觉罗·玄烨，真正将帝国的权柄牢牢握于手中，开始了其长达半个多世纪的乾纲独断。
然而，亲政之初的年轻皇帝，面临的并非坦途，而是一个积弊待除、危机四伏的庞大帝国。
他以其超越年龄的沉稳、果决与深谋远虑，迅速展开了一系列旨在巩固皇权、稳定内政、廓清寰宇的行动。
清除鳌拜集团后，康熙帝并未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中，而是立即着手稳定局势，消除其恶劣影响。
他首先下诏为苏克萨哈平反昭雪，恢复其官爵及世职，由其子承袭，此举不仅彰显了公正，更安抚了因苏克萨哈冤案而惶惶不安的人心。
紧接着，他大规模清算鳌拜党羽，将班布尔善、阿思哈、噶褚哈、济世、泰必图等核心成员或处死，或革职拘禁，同时，对依附鳌拜而获得升迁的官员进行大规模甄别、降黜，有效涤荡了朝堂。
值得注意的是，康熙帝在处理此案时展现了惊人的政治智慧与宽仁。
对于鳌拜本人，念及其昔日战功及满洲旧臣的观感，并未依议政王大臣会议所请处以极刑，而是仅革职、籍没、终身拘禁，其子那摩佛亦同。
对于遏必隆，虽革去太师及公爵，但不久后仍赐予爵位，以示不究。
这种区别对待、恩威并施的策略，既彻底清除了威胁，又避免了政局剧烈动荡和满洲贵族内部的过度分裂，迅速巩固了其统治基础。
亲揽大权后，康熙帝深刻反思辅政时期弊政，着手进行制度性改革，核心在于强化皇权，削弱权臣产生的土壤。
他首先大力整顿议政王大臣会议，限制其权力，收回被鳌拜等侵夺的批红权与部分决策权，重要政务皆“躬自裁断”，使国家大政真正归于皇帝。
他恢复了内阁和翰林院的地位与职能，倚重熊赐履、李光地等汉人儒臣，平衡满洲勋贵势力。
同时，他极为重视发挥科道官的言路和监督作用，鼓励臣工直言进谏，打破了辅政时期万马齐喑的局面。
在军事上，他加强了对上三旗（镶黄、正黄、正白）的控制，将其牢牢置于皇帝直接指挥之下，成为保卫皇权的核心武装力量。
这些措施，系统性地理顺了中枢权力结构，确保了皇权的至高无上和政令的畅通，为应对接下来的巨大挑战奠定了坚实的政治基础。
在紧握权柄、厉行改革的同时，康熙帝展现出对儒家文化和治国理政之学的极度渴求与重视。
他坚持并强化了“经筵日讲”制度，几乎无间寒暑，与讲官们研读《四书》、《五经》、《资治通鉴》等典籍，并非流于形式，而是深入探讨，结合时政，每每有精辟见解，令讲官叹服。
他明确提出“崇儒重道”的基本国策，举行博学鸿儒科，笼络天下名士，编纂典籍，大力提倡程朱理学，将其确立为官方哲学。
这一系列文化举措，不仅极大地提升了他本人的儒学修养和治国能力，更有效地争取了广大汉族士大夫的支持与认同，缓和了满汉矛盾，为巩固统治提供了强大的意识形态支撑和人才保障。
亲政后，康熙帝面临的最严峻、最迫切的挑战，无疑是势大难制的“三藩”——平西王吴三桂镇云南、平南王尚可喜镇广东、靖南王耿精忠镇福建。
三藩拥兵自重，把持地方财赋，形同独立王国，已成为帝国肌体上的巨大毒瘤。
康熙帝早已洞悉其弊，将三藩、河务、漕运列为亟需解决的三件大事，书于宫中柱上。
康熙十二年（1673年）三月，平南王尚可喜疏请归老辽东，由其子尚之信袭爵留镇。
康熙帝敏锐地抓住这一时机，力排众议（包括其祖母孝庄太皇太后的担忧），果断下令“全藩撤退”。
此令一出，吴三桂、耿精忠亦被迫相继疏请撤藩以试探朝廷态度。
朝臣多认为吴三桂势大，撤之必反，主张姑息。
年仅二十岁的康熙帝却展现出超凡的胆识与决断力，他深刻指出。
“吴、尚等蓄彼凶谋已久，今若不及早除之，使其养痈成患，何以善后？况其势已成，撤亦反，不撤亦反，不若先发制之。”
毅然下令“允其所请”，三藩并撤。
果不其然，是年十一月，吴三桂诛杀云南巡抚朱国治，自称“天下都招讨兵马大元帅”，蓄发易服，旗号“兴明讨虏”，正式叛乱。
耿精忠、尚之信（迫使其父尚可喜后）以及广西将军孙延龄、陕西提督王辅臣等纷纷响应，叛乱迅速蔓延至云南、贵州、湖南、四川、福建、江西、浙江、陕西、甘肃等十余省，清军节节败退，朝廷震动。
这是对年轻康熙帝及其政权的终极考验。
面对危局，康熙帝处变不惊，展现出卓越的战略眼光和军事指挥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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