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榜画卷辉耀，时空定格于唐太宗李世民登基之后，年号“贞观”。
这位历经创业艰辛与宫门血雨的新君，深知“水能载舟，亦能覆舟”之理，甫一即位，便以巨大的理性与魄力，拨乱反正，励精图治，开启了中国历史上被誉为典范的“贞观之治”。
自贞观元年至贞观九年，其间文治武功，制度鼎新，气象恢弘，为盛唐伟业奠定了坚不可摧的基石。
太宗深刻汲取隋亡教训，认定“治国与养病无异也。
病人觉愈，弥须将护，若有触犯，必至殒命”。
他与其核心智囊房玄龄、杜如晦等确立了“以静求治”、“抚民以静”的基本国策。
面对隋末大乱后“率土百姓，零落殆尽，州里萧条，十不存一”的残破局面，太宗大力推行轻徭薄赋，与民休息。
贞观初年，关中大饥，太宗竟“诏捐苑囿以予贫民，鬻舍人以偿饥债”，并亲率百官“禁乘舆服玩，罢诸土木之役”，与天下共度时艰。
其身体力行，倡导节俭，“命纵禁苑鹰犬，罢四方贡献”，使百姓负担大为减轻。
太宗深知“致安之本，惟在得人”。
他一方面留用高祖旧臣如萧瑀、陈叔达等以稳定政局，另一方面大力拔擢秦府旧僚，形成以房玄龄、杜如晦（房谋杜断）为核心，魏征、王珪、韦挺等原太子府僚属为重要补充的新一代领导集体，展现了海纳百川的胸襟。
他尤其重视谏官作用，建立健全谏官随宰相入阁议政制度，鼓励极言直谏。
其与魏征的君臣际遇，成为千古美谈。
魏征曾上《谏太宗十思疏》，直言不讳，太宗“深嘉而纳用”，并将此疏“列为屏障，朝夕瞻仰”。
这种“兼听则明，偏信则暗”的政治氛围，使得贞观朝堂成为中国古代政治史上少有的开明时期。
针对隋末“民少官多，十羊九牧”的弊政，太宗命房玄龄并省中央文武官员，由隋代的二千五百八十一员减至六百四十三员，“由是所置文武总六百四十员”，并规定“量官授职，务省官员”，极大地提高了行政效率，节约了财政开支。
同时，他注重地方官人选，将都督、刺史姓名书于屏风，“坐卧恒看，在官如有善事，亦具列于名下”，作为考绩黜陟的依据。
太宗明确提出“王者至公无私，故能服天下之心”，要求官吏“清廉慎守”。
在经济上，太宗大力推行并完善北魏以来的均田制，规定“凡丁男、中男给田一顷，笃疾、废疾给四十亩，寡妻妾三十亩”，并鼓励垦荒，规定“所垦田即为永业”。
此举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土地兼并，保证了国家赋税来源，也使大量流民重新与土地结合，农业生产得以迅速恢复和发展。
他本人亦“亲耕籍田”，以示重农。
在赋役制度上，继续实行租庸调制，但强调“俭以息人”，力避滥征。
规定每丁每年纳“租”粟二石；“调”随乡土所产，绫、绢、絁各二丈，布加五分之一；“庸”则是力役，每丁每年二十日，闰年加二日，不服役者可每日折纳绢三尺。
此制相较前代，更为规范且相对轻缓。太宗还多次下诏减免赋税，如贞观元年“关内六州免二年租调”，贞观四年“诏免今年租赋”。
太宗重视水利兴修，多次下诏地方督治水患。
贞观七年，命皇甫议发卒治理黄河、汴渠。
同时，整顿漕运，保证关中和洛阳的粮食供应。
至贞观八九年，社会经济显着恢复，“是岁，天下大稔，流散者咸归乡里，米斗不过三、四钱，终岁断死刑才二十九人。
东至于海，南极五岭，皆外户不闭，行旅不赍粮，取给于道路焉”。
虽有史家溢美之嫌，但确实反映了贞观初期经济社会取得的巨大成就。
平定东突厥（贞观三至四年，629-630年）：
贞观初年，北方东突厥颉利可汗侍强，屡次南下侵扰，甚至兵逼渭水便桥，太宗亲率六骑与之隔河对话，智退敌军，史称“渭水之盟”。
然太宗隐忍不发，暗中积蓄力量。
贞观三年，乘东突厥内部分裂、雪灾严重之机，以兵部尚书李靖为定襄道行军总管，并州都督李积为通漠道行军总管，分兵六路，率军十余万出击。
李靖率精骑三千夜袭定襄，颉利可汗溃败。
次年二月，李靖再率铁骑万余，趁雾突袭阴山，大破突厥牙帐，俘获颉利可汗，东突厥汗国灭亡。
“斥地自阴山北至大漠”，解除了北方的最大威胁。
此役意义极其重大，太宗被西北诸族尊为“天可汗”，标志着唐朝由此确立了东亚国际秩序的领袖地位。
安定吐谷浑（贞观八至九年，634-635年）：
贞观八年，吐谷浑可汗伏允屡犯唐境，扣留唐使。
太宗命李靖为西海道行军大总管，侯君集、李道宗等为副，率军征讨。
唐军深入碛西数千里，历经艰苦卓绝的战斗，大破吐谷浑于库山，伏允逃窜，其子慕容顺斩天柱王来降，吐谷浑遂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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