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利克的一切政策，都旨在确立叙利亚（沙姆地区）作为不可动摇的帝国核心，以及叙利亚阿拉伯军队作为统治支柱的地位。
政治边缘化： 伊拉克、波斯、埃及等古老文明中心的精英，无论其能力多强，皈依多早，都被排除在最高权力圈层之外。
他们只能担任技术官僚或地方官吏，政治抱负被天花板牢牢压制。
军事歧视： 来自东方、埃及的军队，在待遇、装备和地位上无法与叙利亚军团相比。
他们常常被派往最艰苦的前线，却得不到相应的荣誉与战利品分配。
后果： 帝国并未真正融合为一个整体，而是形成了“叙利亚统治阶层vs被征服地区臣民”的尖锐对立。
这种以地域和出身划界的统治模式，彻底背离了早期伊斯兰教关于“穆斯林皆兄弟”的乌玛理想，为后来席卷帝国的阿拔斯革命（以东方波斯为主要基地）提供了最广泛的社会基础。
未央宫中，汉武帝刘彻（其统治后期也面临社会矛盾激化）的灵体神色凝重。
“《春秋》大一统，在于‘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更在于‘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中的那份‘莫非’，马利克之‘大一统’，徒有其形，未得其神，他将‘王臣’分了三六九等，以叙利亚为贵，以东方为刍狗，此非一统，乃割裂也，陈胜吴广之徒，不起于闾左，亦将起于东方呼罗珊。”
1. 信仰作为统治工具。
马利克高度重视伊斯兰教作为帝国统一意识形态的作用，但其运用方式极具实用主义色彩。
神学服务于政治： 他大力支持宣扬“宿命论（贾布里派）”的学者，该派强调一切均由真主前定，包括哈里发的统治。
这从神学上为倭马亚家族的世袭统治和哈里发的绝对权威提供了辩护，压制了关于统治合法性的讨论。
压制不同声音： 对于坚持早期伊斯兰简朴传统、批评王朝世俗化奢靡的虔信派，或任何可能挑战官方解释的宗教学者，都进行监控和压制。
宗教话语权被严格收归官方。
后果： 信仰的纯粹性与神圣性，与统治集团的世俗行为（奢靡、压迫、家族争斗）之间产生了越来越大的裂隙。
许多虔诚的穆斯林开始觉得，倭马亚王朝窃取了先知的遗产，他们不再是信仰的守护者，而是利用信仰的僭主。
2. 圣地工程的另一面。
耶路撒冷圆顶清真寺的建造，是伟大的政治象征，但也引发争议。
对基督教与犹太社区的压迫： 为了强调伊斯兰对圣地的所有权，耶路撒冷及周边的非穆斯林社区受到更严格的限制和压力，加剧了宗教间的紧张关系。
与麦加、麦地那的潜在竞争： 拔高耶路撒冷地位，固然有对抗拜占庭和团结帝国的考量，但也微妙地触动了汉志（麦加、麦地那）作为伊斯兰核心圣地的传统权威，引起了部分汉志学者的不满。
海护王沙摩陀罗·笈多（崇尚印度教与佛教宽容政策），其灵体发出疑问。
“统治如此多信仰的民族，当以何道？我以佛法慈悲与婆罗门正法包容四方，许各派自由辩论，而此阿拉伯君主，虽奉一神，却将神意固化为一家一族之权杖，以之压制百川，流水不腐，户枢不蠹，思想若只有一道闸门，久之必生淤塞与恶臭，他的帝国，缺乏信仰上的呼吸。”
1. 未解决的继承危机。
马利克凭借个人权威，强势指定了瓦利德为继承人，并压制了其他儿子（特别是苏莱曼）的势力。
但这只是将问题推迟，而非解决。
矛盾转移而非消除： 苏莱曼及其母族（也门部落势力）的怨恨被深深压抑。
马利克一死，瓦利德即位，这种基于家族内斗和地域（叙利亚vs也门）的矛盾立即表面化，并在苏莱曼继位后以激烈的形式爆发。
开创了“强者通吃”的恶性继位模式： 马利克的成功，强化了“唯有最强硬、最有权谋者才能上位”的观念。
这导致后世倭马亚哈里发之间的争斗异常血腥，暗杀、废黜层出不穷，严重损耗了皇室的力量与威望。
2. 对官僚与军队的绝对依赖与失控风险。
马利克建立了高效的官僚体系和一支忠诚于中央（实为忠诚于他个人）的叙利亚军队。
然而，这套系统高度依赖哈里发个人的掌控力。
官僚系统的惯性： 在他死后，官僚系统继续沿着他设定的“榨取与压制”路径运行，但失去了他那种根据实际情况微调的政治智慧，变得越发僵化和残酷。
军队的双刃剑： 叙利亚军队成为决定哈里发废立的终极力量。
马利克时代他们效忠于他，但后世哈里发若不能满足其日益增长的贪欲或表现出软弱，便可能被抛弃。
他将军队工具化，最终也使得哈里发职位被军队工具化。
一位罗马元老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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