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合实验室挂牌成立后的第一个月，在高度紧张和快节奏中飞逝。这一个月，没有锣鼓喧天的庆祝，只有日夜不休的论证、仿真、争吵、修改，以及偶尔在某个深夜测试台上点亮的一小串成功信号灯带来的短暂欢呼。
李卫国和李振华上校共同主持了第一次全体项目组长会议。三个攻坚组——“长航时微平台组”、“抗干扰高动态数据链组”（简称“数据链组”）、“群体智能协同算法组”（简称“算法组”）——分别汇报了细化后的技术路线和首月里程碑计划。
会议的气氛从一开始就透着军地协同特有的“混合”感。军方背景的研究员，汇报时条理分明，措辞严谨，对风险、备份方案、测试标准尤其看重，习惯用“确保”、“必须”、“百分之百”这类词汇。“启明”这边的工程师，思维更活跃，展示方式多样（动画、模拟曲线、实物照片），更愿意谈论“可能性”、“优化空间”、“快速迭代”，有时甚至会提出一些听起来有些“跳跃”的大胆想法。
“平台组”的争议首先爆发。军方组长（一位姓赵的资深结构工程师）坚持首代验证平台必须基于经过充分验证的成熟材料（如某种航空铝合金）和保守的动力设计（如大展弦比固定翼），以确保基础飞控稳定性和足够的载荷能力，哪怕重量和续航受影响。“我们第一步是验证组网和协同的概念可行性，平台可靠性是前提，不能本末倒置。”
而“启明”方面负责平台总体设计的刘工（一位痴迷于仿生和微型化的年轻博士）则认为，既然是“微纳感知网络”，平台就必须在“微”和“长航时”上取得突破。他主张采用李卫国之前提到的超轻复合材料，并尝试一种新颖的“扑翼/固定翼混合模式”以及高能量密度电池，以最大限度减重增程。“赵工，如果平台做得又大又重，和我们直接用现有小型无人机有什么区别？‘星链’的核心创新之一就是平台的微型化和分布式特性，我们不能第一步就向传统妥协。”
双方各执一词，争得面红耳赤。李卫国和李振华没有立刻表态，而是让双方各自准备更详尽的对比数据、仿真报告和风险评估，约定一周后再议。
“数据链组”的碰撞则体现在技术路线的选择上。军方倾向于采用一种经过多次野战环境检验、抗干扰能力极强的专用跳频/扩频协议，虽然数据速率相对较低，但“在复杂电磁环境下能存活下来是第一位”。“启明”的通信专家则提出，可以尝试一种基于软件定义无线电（SDR）的新型自适应协议框架，它能根据实时感知的电磁环境，动态调整调制方式和信道，在理想情况下能兼顾抗干扰和较高数据率，但算法复杂，实时性要求高，且未经大规模实践检验。
“算法组”相对和谐，但分歧隐于细节。军方算法专家更强调规则的明确性、决策的可解释性以及在部分节点失效、通信中断等极端情况下的“降级”策略（即系统不至于完全崩溃，还能保持最低限度的感知功能）。而“启明”的算法团队则更醉心于探索多智能体强化学习等前沿方法，希望系统能展现出“涌现”出的、超越预设规则的智能协作行为，但他们也承认，这类方法的“黑箱”特性、训练不稳定以及在极端情况下可能出现的不可预测行为，是亟待解决的难题。
李卫国和李振华意识到，这些技术争议，表面上是方案选择之争，深层是文化思维和风险偏好的差异。军队要求的是在极端不确定环境下的高度可靠和可预测；企业（尤其是创新型科技企业）则更追求性能突破和技术前沿性。两者没有绝对的对错，但需要找到平衡点，或者更准确地说，找到能够相互理解、取长补短的“结合部”。
他们采取了多种措施促进磨合：组织混合技术沙龙，让双方人员抛开项目压力，纯粹交流技术前沿动态；设立“快速验证基金”，支持一些小型的、探索性的对比测试，用数据说话；要求每个技术方案必须同时提交“优势分析”和“风险及应对清单”，迫使提出方更全面地思考。
效果在一点一滴显现。
平台组那边，刘工在赵工的“逼迫”下，拿出了更扎实的复合材料疲劳测试数据和详细的工艺稳定性分析报告。赵工则在看了刘工团队制作的精美扑翼混合动力微型样机飞行视频后，私下对李振华说：“想法是够大胆，飞起来也挺像那么回事。如果可靠性验证能过关，确实是个方向。”双方开始坐下来，认真讨论一种“两步走”方案：首代验证平台以成熟技术确保基础功能，但同时并行开展第二代新概念平台的预先研究和关键部件攻关。
数据链组，在几次混合技术沙龙后，“启明”的工程师深入理解了军用通信环境到底有多“恶劣”，而军方研究员也对SDR技术的灵活性和潜力有了更直观的认识。最终，双方达成了一个折中方案：首期验证网络，采用以成熟抗干扰协议为主干，但在关键节点引入SDR模块作为“智能哨兵”和“协议翻译器”的混合架构，既保证主干可靠，又为未来演进预留接口和测试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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