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五年腊月三十，除夕夜。
新家峁议事堂里挤得水泄不通。不仅联盟委员会十五名成员全数到齐，各行业代表、学堂教师、医院大夫、各工坊匠头、各村屯长，甚至还有从马家庄、赵家堡、王家屯等周边六个村子赶来的村长——他们有的骑着骡子天不亮就出发，就为了赶上这场年终大会。
堂内烧着三个大炭盆，炭火噼啪作响，驱散了陕北冬日的严寒。人们搓着手，哈着白气，眼睛却都盯着台上那幅巨大的地图——那是吴先生带着几个学生花了三个月时间绘制的《新家峁及周边形势图》。羊皮拼接，用矿物颜料精心绘制：新家峁联盟的核心区域用朱砂标成醒目的红色，像一颗跳动的心脏；周边受影响的二十四个村子用赭石涂成黄色，如众星拱月；更远的州县用墨灰淡淡勾勒，模糊而疏离。
红色区域已经连成一片，北至无定河，南抵延河支流，东接黄河峡谷，西邻白于山余脉。方圆三百里，俨然一个小小国度。
李健走上台时，堂内瞬间安静。这个年仅二十来岁的年轻人，穿着一件半旧的靛蓝棉袍，腰间系着寻常布带，但站在那里自有一种沉稳的气度。五年光阴，从饥荒中挣扎求生的流民首领，到如今掌控核心地区近万人生死的盟主，辐射范围稳步增长，岁月在他眉宇间刻下了超越年龄的坚毅。
“各位乡亲，各位朋友，”他开口，声音不高，但清晰入耳，“今天是崇祯五年的最后一天。咱们聚在这里，不只为辞旧迎新，更为看清脚下的路，望见前头的天。”
台下鸦雀无声。所有人都仰头看着他。这五年来，这个年轻人带着他们从吃观音土、啃树皮的绝境，一步步走到今天有粮有衣有房有田的日子。他的话，每个字都带着分量。
“我先说几个数字。”李健示意赵小满。这个二十出头的钱庄掌柜站起身，捧着一卷账册，声音还有些紧张，但吐字清楚：
“截止腊月二十九，新家峁联盟核心区人口九千六百四十二人，分属十三个屯。受联盟直接影响的周边村镇人口，合计约计二十万人。”
堂内响起一片吸气声。二十万！这个数字超出了大多数人的想象。
“核心区耕地九万两千亩，其中水浇地三万八千亩。今年粮食总产二八十二万斤，人均储粮三百斤左右，可支撑八个月。”
“住房：砖瓦房覆盖率百分之八十，剩余为夯土房，无窝棚。人均居住面积一丈见方。”
“教育：学堂三座，蒙学两所，技校一所。在册学生六百一十三人，教师二十二人。成人扫盲班学员一千二百人。”
“医疗：医院两座，医疗点八个。有坐堂大夫三人，医士九人，接生员、护理员十八人。今年接生婴儿二百零四个，夭折七个，成活率九成六。”
“武装：民兵保卫队接近二千人，分属四个大队。装备铁甲九百二十副，皮甲三千副；弓一千三百张，弩七百具；刀一千二百把，矛八百杆；战马、驮马共计一千一百匹。”
念到此处，赵小满顿了顿，深吸一口气：“经济：流通券累计发行五十万三千张，目前流通四十二万张。钱庄实储粮食九十五万八千斤，盐十一万二千斤，布一万九千三百匹，铁料三十万斤。全年交易总额折合流通券五十一万张。”
“工业：铁匠坊四座，木工坊六座，陶窑三座，砖窑五座，染坊、造纸坊、皮革坊各一座，共计二十余座工坊，工匠四百余人。”
“贸易：月均外来商队十二支，主要来自山西保德、太原，陕西榆林、延安，甘肃庆阳。贸易网络覆盖陕北东部、山西西部、陇东、陕北边镇的部分区域。”
每一个数字念出来，都像重锤敲在每个人心上。五年！仅仅五年！从一片荒芜的土峁，到如今人口近万、粮草充足、武装齐备、贸易兴旺的共同体，这哪里是发展，简直是神迹。
但李健话锋一转，声音沉了下来：“数字是冷的，账本是死的。可这些数字背后，是咱们每个人的血汗。”
他走下台，在人群中慢慢踱步，目光扫过一张张熟悉的面孔：“我记得五年前的腊月三十，也是在这片土地上的破窑里，咱们数十人，分一锅观音土熬的糊糊。赵大娘把那碗糊糊让给三娃，自己饿死了。记得不？”
台下有人开始抹眼泪。那些记忆太深，深到不敢轻易触碰。
“我记得修第一段围墙时，是崇祯二年的二月，天还冷着。王石头你带着人，手冻裂了，血滴在土坯上，你说‘这墙得结实，得护住咱们的娃’。我记得不？”
王石头红着眼眶，用力点头。
“我记得第一次打土匪，是崇祯三年的秋天。郑小虎你那时才十五，握矛的手在抖。打完仗，你在墙角吐了，我说‘怕不怕’，你说‘怕，但更怕他们抢咱们的粮’。我记得不？”
郑小虎挺直腰板，声音哽咽：“记得！”
李健走回台上，声音提高了：“咱们为什么能走到今天？不是因为我李健有三头六臂，会什么仙法。是因为三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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