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停下来，捞起一勺煮得正好的肥牛，红白相间的肉片已经卷曲，边缘微微焦脆，那是牛油高温煎炸的结果，带来更丰富的口感。他分到三人碗里，动作很稳，一勺刚好三片，不多不少，公平得像在进行某种仪式，一种在失衡的世界里维持微小平衡的仪式。
“哦，对了，”他补充道，像是刚想起来，但语气表明他其实一直记得，只是需要合适的时机说出来，“高三老师的‘高考奖励’，也砍了三分之一。理由是‘避免过度激励，回归教育初心’。也就是说，你带的学生考上清北，你付出的额外心血、额外的晚自习、周末的免费补课、心理疏导、家长沟通……所有这些，原本就不多的奖励，还要再砍掉三分之一。理由是，教育不应该太功利。这话是对的，但说这话的人，自己拿着全绩效，住着大房子，孩子送出国，然后要求一线的老师‘不功利’，这就有意思了。”
邹倒斗默默听着，手指在啤酒罐上轻轻敲击，发出有节奏的“嗒嗒、嗒嗒”声。那声音很轻，但在章临渊平铺直叙、毫无波澜的叙述中，显得格外清晰，像心跳，像倒计时，像某种不祥的预感在逼近，又像是一种冷静的、试图从混乱中找出规律的分析。等章临渊说完，他才开口，声音低沉，带着一种克制着的情绪，那克制本身也是一种力量：
“中层呢？领导们呢？他们的绩效怎么算？也按这个比例砍？”
“中层领导，每月固定绩效两千，不变。”章临渊用筷子夹起一片肥牛，在碗里蘸了蘸，送进嘴里，咀嚼，吞咽，动作流畅，但眼神没有焦点，像是在看着很远的地方，或者看着某种抽象的图景。“高层领导，差旅费每月五千五，不变——虽然他们大部分时间都在学校里，根本不出差，偶尔出去开个会，还能另外报销。除此之外，他们每月绩效是普通老师的两点五倍。具体算法很复杂，跟‘管理系数’‘责任系数’‘贡献系数’挂钩，但这些系数怎么定、定多少，解释权在领导自己手里。结果就是：如果普通老师这个月因为课时多、带班多，绩效拿了一千，他们就能拿两千五。如果普通老师被砍得只剩五百，他们大概能拿一千二百五。也就是说，无论基层怎么变动，他们的收益与基层的差距是固定的，甚至可能扩大，因为基数小了，倍数不变，绝对差距虽然缩小，但相对差距——他们与基层收入的比例——可能会更大。”
他顿了顿，喝了口啤酒，冰凉的液体让他清醒了些，也让他嘴角的讥讽更加明显，不再掩饰：“领导在会上解释，这叫‘责权利相结合’。责任越大，压力越大，贡献越大，所以收入应该更高。至于一线老师的责任和贡献——每天面对几十个活生生的、处于青春期、有无数问题的学生；每天备课、上课、批作业、与家长沟通、处理学生矛盾、应对各种检查评比；要对学生的成绩负责，要对学生的安全负责，要对学生的心理负责，甚至要对学生的家庭矛盾负责——这些责任，大概不算‘大’吧。或者，这些贡献，无法量化，所以就不算贡献。”
沉默。
突如其来的、沉重的沉默。
只有火锅还在不知疲倦地咕嘟咕嘟沸腾，红汤翻滚，清汤微澜，食材在里面沉沉浮浮，有的已经熟透，有的刚刚下去，有的在中间状态。电脑里，郭德纲的声音还在继续，但此刻听来，却像是从很远的地方传来，隔着一层毛玻璃，虽然能听见，但失去了直接的冲击力，变成了一种背景噪音，一种荒诞的伴奏：
“……有的单位啊，那真是庙小妖风大，池浅王八多。”老郭的嗓音里满是调侃，却透着深深的、无能为力的悲哀和愤怒，那愤怒被笑声包裹着，变成了黑色幽默，“您看那领导，天天开会，开什么会？研究怎么开会！底下人累死累活，备课、上课、批作业、管学生、应付家长，他在那儿研究会场摆几盆花、领导座位怎么排、讲话稿哪个词用得不够‘高度’、哪个标点符号可能引起歧义……研究完了，形成决议：下次开会要继续深入研究！要形成长效机制！要建立标准化流程！您说这研究来研究去，研究出啥了？研究出个屁！但领导高兴啊，他有事干啊，他有存在感啊，他能写进工作报告里啊——‘本单位高度重视，多次召开专题会议研究部署……’”
毛子“噗”地笑出声，啤酒差点喷出来。他抹了把嘴，手背上沾了油和酒，混合在一起，形成一种黏腻的触感，但他没在意，眼睛死死盯着章临渊，里面烧着两团火，愤怒的、不平的火，那火光照亮了他粗糙的脸，让那张平时有些憨厚的脸显出一种锐利：“不是，老章，这他妈也太明显了吧？普通老师砍一半，领导不变还拿更多？这不明摆着欺负人吗？当老师都是傻子？都是面团随便捏？这要是在俺们东北，早他妈掀桌子了！集体上访！去教育局门口坐着！看他们管不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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