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百六十万?!”毛子眼睛瞪得溜圆,手里的鸭肠又“哧溜”一下滑回锅里,溅起几滴红油,烫得他手一缩,皮肤上瞬间起了个小红点。但他没在意,注意力完全被这个数字吸引了。“我滴个乖乖!这钱够在俺们屯子盖个像样的小学外加操场了!说砍就砍?理由呢?是学生少了?还是其他支出增加了?总得有个说法吧!不能平白无故就从老师嘴里抠食啊!”
邹倒斗喝了口酒,喉结滚动,冰凉的液体滑过喉咙,带来一种清醒的刺痛。他没看毛子,而是看着章临渊,眼神平静但锐利,像是要透过表象,看到数字背后的逻辑链条:“理由呢?这么多钱,总得有个说法。是学生人数减少了?还是工资普调了?或者有什么突发的大型支出?一百六十万不是小数目,在财务上一定有迹可循。”
“说法?”章临渊笑了,那笑没什么温度,嘴角扯起一个讽刺的弧度,眼里却一片冰冷,像冬夜的湖面。“‘优化资源配置,提高办学效益’,这八个字够不够?不够还有‘顾全大局,深化改革’。再不够……”他顿了顿,又喝了口啤酒,泡沫在舌尖炸开,带来轻微的苦味,“那就是‘上级决定,必须执行’。谁敢问‘上级’是谁?哪个部门?哪份文件?问了就是‘不讲政治’‘不顾大局’。领导在会上拍着桌子说:‘有些同志,不要老是问为什么,要多想想怎么执行!要相信组织的决定是经过深思熟虑的!’”
他模仿着领导的语气,那种拿腔拿调的官腔,那种故作沉稳实则心虚的停顿,那种刻意放慢的语速以显得郑重,那种居高临下不容置疑的姿态,都模仿得惟妙惟肖,连那种隐藏在权威表象下的、细微的焦虑和不耐烦都捕捉到了。这是一个好教师的素养:敏锐的观察力和精准的表达力,只不过用在了这种令人悲哀的地方。
电脑里,郭德纲正说到另一段,声音透过廉价的扬声器,带着嗡嗡的回响,在火锅的热气中显得有些失真,却又莫名地贴合此刻的气氛,像是提前写好的注脚:
“……这江湖啊,不是打打杀杀,是人情世故。”老郭的嗓音里有一种看透世情的沧桑和无奈,那无奈里又有种奇特的通透,像是疼痛过后结的痂,硬,但能保护下面的皮肉,“您得有眼力见儿,知道什么时候该上,什么时候该撤。艺高人胆小?不是真胆小,是知道深浅……知道哪片云彩有雨,知道哪块石头绊脚。知道什么时候该张嘴,什么时候该闭嘴。该闭嘴的时候张嘴,那就是找不自在。领导说话,你听着;领导决策,你执行;领导错了……那也得等领导自己发现,你不能说。说了,就是你不懂事,就是你格局小。”
于谦捧了一句,声音温和,却一针见血,直戳要害,像是用最软的棉花包着最硬的针:“那倒是。不知深浅的,早晚得栽跟头。淹死的都是会水的,摔死的都是腿脚好的。有时候啊,不是事情本身多难,是你没摆正自己的位置。该当棋子的时候,就别想着当棋手。”
毛子把好不容易重新夹起来的鸭肠塞进嘴里,嚼得咯吱咯吱响,像是在发泄胸中的愤懑,又像是在用这种粗暴的咀嚼方式消化这些令人不快的信息:“那具体咋砍的?总不能老师工资减半,领导工资照拿吧?那也太不要脸了!吃相太难看了吧!要是真这么干,老师们还不反了天?”
“那倒不至于明目张胆到那种程度。”章临渊说,语气平淡得像在说今天天气,但握着啤酒罐的手指,指节有些发白,那是用力控制情绪的迹象。“普通老师,课时费从每节二十砍到十块——直接腰斩。超课时费从八十砍到四十。班主任津贴从一千二降到八百。晚自习辅导费,从一百五降到七十——晚自习可是要坐三个小时,看学生自习、答疑,处理突发事件,现在一晚就七十,时薪二十三块三,不如去肯德基打工。肯德基的时薪现在都二十五了,而且不用对学生的人生负责。”
他每说一项,就拿起一盘菜,下到锅里。肥牛、午餐肉、豆腐皮……食材扑通扑通落进翻滚的红汤,溅起小小的油花,发出“滋啦”的声响。红汤沸腾得更剧烈了,咕嘟咕嘟,像是某种被压抑的愤怒在咆哮,但很快又被更多的食材压制下去,只能通过持续沸腾来证明自己的存在。
“还有一些杂项。”章临渊继续说,声音依旧平静,但那种平静之下,有种冰冷的、尖锐的东西在流淌,像藏在棉里的针,平时感觉不到,一不小心就会扎出血。“早读津贴,从三十降到十五——早读是早上七点到七点半,班主任必须到班,要考勤,要维持纪律,要带读,这十五块钱,买的是你每天提前一小时到校,买的是你放弃自己的早餐时间,买的是你在学生和家长面前的形象。监考费,从一场一百降到五十——一场监考两个半小时,不能坐,不能看书,不能玩手机,得像监牢的狱卒一样盯着,防止作弊,处理突发情况,五十块钱,时薪二十。阅卷费,从一份五毛降到两毛五——批一份卷子,选择题要机读,主观题要逐字逐句看,作文要写评语,要指出问题,要给出建议,一份卷子没十分钟下不来,两毛五,时薪一块五。就连批改作业的‘作业批改费’——本来就没多少,象征性的——也从每月三百降到一百五。那一百五,大概能覆盖你批改作业所用的红笔的墨水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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