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希望号”的首次通讯刚结束，玲姐就抱着本泛黄的账本找到了凌峰。彼时新生镇的物资流通已显露出杂乱迹象：张阿姨的稻田丰收了，多余的水稻堆在帐篷角落发潮；老王的工坊造出了十把新镰刀，却缺修补机甲的轴承；医疗站的绷带告急，医护人员手里的消炎药却没人需要。“再这么乱下去，好东西浪费了，急需的又凑不齐。”玲姐把账本摊在凌峰面前，上面用铅笔歪歪扭扭记着各家的物资余缺，“俺想在镇中心建个贸易站，让大伙各取所需。”
凌峰当即拍板，把镇中心那间刚搭好框架的大仓库拨给了玲姐。消息传开，村民们自发赶来帮忙：铁牛用“泰坦”机甲吊来回收的货架钢骨，老王带着徒弟们焊接加固，张阿姨则把自家多余的稻草编成垫子铺在地上防潮。三天后，“新生镇贸易站”的木牌就挂在了仓库门口，牌上的字迹是老猫写的，遒劲有力。仓库里被分成了粮食区、工具区、日用品区和服务区，货架上整齐摆放着村民们送来的交换物资，玲姐则守在门口的木桌后，手里攥着支炭笔和账本。
贸易站开业第一天就热闹非凡。张阿姨提着半袋水稻走来，想换一把镰刀给稻田除草，玲姐翻开账本，在“粮食”栏下划了道横线：“一斤水稻换半把镰刀，您这袋够换三把，还能多换两捆绷带。”不远处，机械师小李抱着个修好的收音机赶来，想换两斤土豆当口粮，玲姐笑着指了指日用品区：“收音机是稀罕物，除了土豆，还能挑块肥皂。”最热闹的是服务区，有擅长缝纫的大婶用旧衣服改造成新衣换粮食，有会修鞋的老人用手艺换药品，连孩子们都捧着捡来的废铜烂铁，换块小胖做的烤红薯。
为了规范交换，玲姐很快制定了一套“基础兑换规则”：以一斤晒干的水稻为基础单位，一把普通镰刀值两斤水稻，一包常用消炎药值五斤水稻，一天的劳动力（如帮人翻地、修房）值三斤水稻。她还在贸易站角落设了个“记账台”，给每个村民发了张木牌，上面刻着名字和兑换积分，暂时没换到所需物资的可以存积分，等物资到了再兑换。“这样就不怕有人吃亏，也不怕物资积压了。”玲姐给木牌刷上桐油防腐，跟凌峰解释道，“以前在科技城管后勤，这点账还是会算的。”
贸易站的影响力很快超出了新生镇。玲姐听说三十公里外有个小型幸存者营地，就带着两名村民，用五斤水稻和三把镰刀当“敲门礼”去拜访。那个营地缺粮食和工具，却有不少从废墟里捡来的电子零件，双方一拍即合，约定每周三交换物资。渐渐地，周边三个小型营地都成了贸易站的固定客户，新生镇的水稻、蔬菜换来了更多的电子零件、布料和废旧机械，老王的工坊有了更多原材料，医护站也补充了不少急救用品。
一天傍晚，凌峰路过贸易站，看到玲姐正带着两个大婶给货架补货，货架上的物资比开业时丰富了不少：除了粮食和工具，还有缝补好的衣物、腌制的咸菜，甚至有小胖送来的瓶装草莓酱。“凌董来啦！”玲姐擦了擦额角的汗，笑着递过账本，“您看，这月咱们共兑换了八百斤粮食，换进来五十多件工具、三十多包药品，还有二十斤电子零件。周边营地的人都说，咱们这贸易站比战前的超市还管用！”
凌峰翻着账本，看着上面密密麻麻的记录，忽然想起战前科技城的商业中心，那里有琳琅满目的商品和穿梭的人群，却远没有这里的烟火气。“没想到你把个‘小卖部’，办成了新生镇的经济核心。”凌峰笑着说。玲姐拍了拍货架上的水稻袋，语气里满是自豪：“凌董，‘新生镇’的GDP就靠我这个‘小卖部’拉动了！等以后物资再丰富点，俺还想搞个‘集市日’，让大伙热闹热闹！”夕阳透过仓库的窗户照进来，映在玲姐和账本上，也映着新生镇日渐红火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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