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希望号”的首次通讯刚结束,玲姐就抱着本泛黄的账本找到了凌峰。彼时新生镇的物资流通已显露出杂乱迹象:张阿姨的稻田丰收了,多余的水稻堆在帐篷角落发潮;老王的工坊造出了十把新镰刀,却缺修补机甲的轴承;医疗站的绷带告急,医护人员手里的消炎药却没人需要。“再这么乱下去,好东西浪费了,急需的又凑不齐。”玲姐把账本摊在凌峰面前,上面用铅笔歪歪扭扭记着各家的物资余缺,“俺想在镇中心建个贸易站,让大伙各取所需。”
凌峰当即拍板,把镇中心那间刚搭好框架的大仓库拨给了玲姐。消息传开,村民们自发赶来帮忙:铁牛用“泰坦”机甲吊来回收的货架钢骨,老王带着徒弟们焊接加固,张阿姨则把自家多余的稻草编成垫子铺在地上防潮。三天后,“新生镇贸易站”的木牌就挂在了仓库门口,牌上的字迹是老猫写的,遒劲有力。仓库里被分成了粮食区、工具区、日用品区和服务区,货架上整齐摆放着村民们送来的交换物资,玲姐则守在门口的木桌后,手里攥着支炭笔和账本。
贸易站开业第一天就热闹非凡。张阿姨提着半袋水稻走来,想换一把镰刀给稻田除草,玲姐翻开账本,在“粮食”栏下划了道横线:“一斤水稻换半把镰刀,您这袋够换三把,还能多换两捆绷带。”不远处,机械师小李抱着个修好的收音机赶来,想换两斤土豆当口粮,玲姐笑着指了指日用品区:“收音机是稀罕物,除了土豆,还能挑块肥皂。”最热闹的是服务区,有擅长缝纫的大婶用旧衣服改造成新衣换粮食,有会修鞋的老人用手艺换药品,连孩子们都捧着捡来的废铜烂铁,换块小胖做的烤红薯。
为了规范交换,玲姐很快制定了一套“基础兑换规则”:以一斤晒干的水稻为基础单位,一把普通镰刀值两斤水稻,一包常用消炎药值五斤水稻,一天的劳动力(如帮人翻地、修房)值三斤水稻。她还在贸易站角落设了个“记账台”,给每个村民发了张木牌,上面刻着名字和兑换积分,暂时没换到所需物资的可以存积分,等物资到了再兑换。“这样就不怕有人吃亏,也不怕物资积压了。”玲姐给木牌刷上桐油防腐,跟凌峰解释道,“以前在科技城管后勤,这点账还是会算的。”
贸易站的影响力很快超出了新生镇。玲姐听说三十公里外有个小型幸存者营地,就带着两名村民,用五斤水稻和三把镰刀当“敲门礼”去拜访。那个营地缺粮食和工具,却有不少从废墟里捡来的电子零件,双方一拍即合,约定每周三交换物资。渐渐地,周边三个小型营地都成了贸易站的固定客户,新生镇的水稻、蔬菜换来了更多的电子零件、布料和废旧机械,老王的工坊有了更多原材料,医护站也补充了不少急救用品。
一天傍晚,凌峰路过贸易站,看到玲姐正带着两个大婶给货架补货,货架上的物资比开业时丰富了不少:除了粮食和工具,还有缝补好的衣物、腌制的咸菜,甚至有小胖送来的瓶装草莓酱。“凌董来啦!”玲姐擦了擦额角的汗,笑着递过账本,“您看,这月咱们共兑换了八百斤粮食,换进来五十多件工具、三十多包药品,还有二十斤电子零件。周边营地的人都说,咱们这贸易站比战前的超市还管用!”
凌峰翻着账本,看着上面密密麻麻的记录,忽然想起战前科技城的商业中心,那里有琳琅满目的商品和穿梭的人群,却远没有这里的烟火气。“没想到你把个‘小卖部’,办成了新生镇的经济核心。”凌峰笑着说。玲姐拍了拍货架上的水稻袋,语气里满是自豪:“凌董,‘新生镇’的GDP就靠我这个‘小卖部’拉动了!等以后物资再丰富点,俺还想搞个‘集市日’,让大伙热闹热闹!”夕阳透过仓库的窗户照进来,映在玲姐和账本上,也映着新生镇日渐红火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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