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8月3日，星期五 巴布亚新几内亚，首都莫尔兹比港及周边
漫长的九小时飞行后，飞机在清晨七时许降落在莫尔兹比港机场。机舱门打开，一股混合着泥土、植被和闷热的潮湿空气瞬间涌入。家驹和乐瑶随着队伍走下舷梯，两人脸上都带着明显的倦容。在飞机上，引擎的轰鸣、狭窄的空间以及对未知之地的思绪，让他们几乎一夜未眠，此刻脚步都有些虚浮。
所谓的机场，更像是一个大型军事设施的一部分。主要建筑是一间宽敞却简陋的巨型铁皮屋，线条粗犷，采光依赖高处的小窗和悬挂的灯泡。步入其中，家驹立刻感觉到一种强烈的疏离感。目光所及，几乎全是肤色黝黑的当地面孔——地勤人员、海关官员、等待的旅客。他们的语言、神态、衣着，都与香港迥异。一种身处异文化核心、全然“他者”的陌生与漂浮感，无声无息地包裹上来。家驹下意识地握紧了挂在胸前的相机，镜头盖已经打开，仿佛这小小的取景框能为他锚定一丝熟悉的掌控感。
车子在颠簸的土路上扬起滚滚黄尘，最终停在一大片用生锈、扭曲的铁丝网粗略圈起的区域外。里面没有房屋的规整，只有压实的泥土地，散落着废弃的轮胎、塑料瓶和一些辨不清原貌的杂物。几间用废旧铁皮、木板和塑料布拼凑的窝棚零星分布，低矮得似乎直不起腰。
然而，就在这片“烂地”中央，一个同样由废旧材料搭建、却相对“规整”些的低矮棚屋格外引人注目。它甚至有一块用炭笔写着模糊字母的小木板挂在门口——这就是当地的“学校”。棚屋没有墙壁，四面通风，阳光和尘土毫无阻碍地进出。
一群孩子，从蹒跚学步的幼儿到瘦削的少年，早已闻声聚集。他们大多赤着脚，身上的衣服颜色褪尽，满是补丁，却出奇地干净。看到这群带着相机、肤色不同的外来者，孩子们没有立刻涌上，只是安静地、带着一种近乎肃穆的好奇远远望着。他们的眼睛，是家驹从未见过的那种——黑白分明，清澈得像未被污染的山泉，里面没有香港孩童早熟的世故或电子产品的反光，只有最原始的天真、好奇，以及一丝不易察觉的羞怯。几个胆子大些的男孩，咧嘴笑了起来，那笑容毫无杂质，像突然拨开乌云的阳光，竟让家驹心头一颤，第一次觉得，“小孩子”原来是如此纯粹可爱的存在。
他不由自主地蹲下身，举起手中的摄录机，想记录下这动人的眼神。镜头缓缓移动，捕捉着那一张张黝黑却生动的小脸。就在这时，意想不到的一幕发生了。
几个年纪稍大、约莫八九岁的男孩，突然跑到棚屋角落，从一个破罐子里抓起一把把灰白色的粉末——那是当地人有时会用的“英坭”（一种粗糙的石灰或白垩粉）——飞快地往自己脸上、胳膊上、甚至破旧的衣服上涂抹。他们一边涂，一边刻意地转向家驹的镜头，摆出各种姿势，眼神里不再是单纯的好奇，而是掺杂了一种急于被关注、被记录的迫切，甚至是一丝表演般的讨好。
家驹脸上的笑容僵住了，举着摄录机的手缓缓放下。他认得那种粉末，知道它对孩童娇嫩的皮肤有刺激性，干燥后会皲裂，甚至可能引发过敏。这些孩子不知道吗？或许知道，但他们更“知道”的是：在这个被世界遗忘的角落，他们无法通过正常的途径获得足够的关注和帮助。吸引外来者镜头的方式如此有限，以至于伤害自己脆弱的皮肤，也成了一种可以尝试的“筹码”。这份超越年龄的、带着痛楚的“世故”，比贫穷本身更让家驹感到一阵尖锐的心酸。他放下机器，对着那几个男孩摇了摇头，用手势比划着“不要”，脸上没有责备，只有一种沉重的难过。
孩子们看到他不再拍摄，动作停了下来，有些茫然地站在那里，脸上的白粉在汗水中开始变得斑驳。空气中弥漫着一种无声的尴尬与悲伤。
家驹沉默了几秒，目光落在脚边一直立着的吉他盒上。他忽然打开琴盒，拿出了那把木吉他。这个动作立刻重新吸引了所有孩子的注意力，包括那几个脸上还沾着白粉的男孩。
他席地坐在尘土中，调了调弦，手指划过琴颈，简单而轻快的旋律流淌出来。不是什么复杂的曲子，只是几个温暖的和弦，一段即兴的、带着安抚意味的调子。孩子们的眼睛又亮了起来，慢慢地、试探性地围拢过来。
家驹一边弹，一边用简单的英语单词和手势示意他们跟着节奏拍手。起初只是零落的几下，渐渐地，拍手声整齐起来，伴随着孩子们自发哼出的、不成调却充满快乐的音节。那几个涂了白粉的男孩也忘记了刚才的“任务”，跟着节奏晃动身体，脸上的粉末随着笑容簌簌掉落。
看着那一张张重新被单纯快乐点亮的小脸，家驹感到一种奇特的抽离。没有舞台，没有灯光，没有歌迷疯狂的呐喊，甚至没有一首完整的歌。他只是坐在这片异国的贫瘠土地上，弹着一把吉他，面前是一群几乎一无所有、却在此刻尽情欢笑的孩童。没有表演者与观众的身份隔阂，没有给予与接受的刻意区分。他只是希望这简单的音符，能在这短暂的一刻，驱散他们眼中的过早的忧伤，给予他们多一点纯粹的快乐，多一点或许能被记住的、关于声音与笑容的美好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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