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黑暗贸易，无形中在两国之间形成了，一条扭曲的纽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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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国使团抵京之时，外兴安岭北麓，天地间只剩白与黑。
白的是铺天盖地的雪，黑的是在冻土荒原上蜿蜒三里的队伍，如一条濒死的巨蟒，在严寒中艰难蠕动。
队伍最前方，是三千二百余名沙俄俘虏，他们被粗糙的生铁链，和浸过油的牛皮绳串联，每五十人一“串”，颈项套着榆木枷，双脚拴着十斤重的脚镣。
零下三十度的寒风如刀，刮过他们褴褛的衣衫——那甚至称不上衣衫，只是些破麻布和兽皮的拼凑。
许多人的脚已经冻伤溃烂，每走一步就在雪地上拖出暗红的血痕，很快又被后面的人踩成冰渣。
“达瓦里希！挺住！过了江……至少能活着！”一个独眼沙俄汉子嘶吼，他的左眼眶是个结冰的黑洞，右眼却燃着不屈的光。
“啪！”
牛皮鞭抽在他背上，破棉袄绽开，血珠刚渗出就冻成红冰。
“闭嘴！罗刹猪！”挥鞭的是个蒙古汉子，面庞被寒风割出深纹，却穿着改良的满洲棉甲——胸前后心镶着铁片，腰间左挂哥萨克式恰西克马刀。
右别两把燧发短铳，这是北清“新八旗”的标准装束，不伦不类却实用致命。
这支押送部队八百骑，前、中、后三队分明。
他们大多是蒙古人，“归化哥萨克”的混编——所谓归化，不过是刀架脖子上选了活路。
装备杂乱得像杂货铺。有人持满洲反曲弓，箭囊插着雕翎箭，有人背老式火绳枪，枪管锈迹斑斑。
却有约百人的精锐，鞍旁挂着做工粗糙的燧发短铳，枪柄上隐约可见北清工部烙印——这都是当地沙俄匠人和汉人匠人打造，价比黄金。
队伍中部，四十八辆重型雪橇车如移动堡垒，车体用整根落叶松木打造，外包一寸厚的铁皮，再覆双层熟牛皮。
车窗镶的是昂贵的琉璃片——从大唐商队手中以三十张黑貂皮，换一片的奢侈品。
拉车的是西伯利亚马和驯鹿混编，每辆车需八头牲畜，在冻土上压出深辙。
第三辆雪橇车内，铜炭盆烧得正旺，银丝炭无烟无味。
礼部左侍郎陈名夏，放下手中的《春秋公羊传》，指节揉了揉发痛的太阳穴。
五十七岁的他面庞清瘦，蓄着精心修剪的山羊须，每一根都透着文人的执拗。
身上紫貂皮大氅价值连城，内里却是正统的汉家文官常服——青色右衽，方巾儒带。
这是他的坚持，也是他身份的宣示，哪怕身在北清为臣，骨子里仍是汉家士大夫。
“陈大人，雅克萨驿站还有八十里。”对面坐着的是户部郎中宁弘业，三十四岁，宁完我之孙。
宁完我三年前病逝于托博尔斯克，临终前拉着孙子的手说:“记住，如果有一天回归中土，不要表露身份，切记！”
陈名夏没应声，目光透过琉璃窗，窗外掠过一队骑兵，二十余骑，人人精悍。
领头的是个年轻将领，约莫二十七八，面容冷峻。
他披着罕见的白熊皮大氅，鞍旁挂两杆燧发短铳，马鞍后横一柄超长的双手马刀——刀柄镶红宝石，这是哥萨克大首领伊万·卡尔洛维奇赠予的礼物。
“是苏察哈尔。”宁弘业低声道。
“乌尔衮都统的义子，去年攻托博尔斯克，他率三百死士先登，亲手斩了十七个罗刹军官，被摄政王赐号‘巴图鲁’。”
陈名夏眼中闪过一丝极淡的厌恶，旋即隐去。
他知道，这整支使团表面奉“大清国皇帝福临”之命，南下“修好朝贡”，但实则暗流汹涌。
皇帝派系的人，以他陈名夏为首；而摄政王多尔衮的人，则以那个坐在第五辆雪橇车里的男人为尊——
镶黄旗满洲都统、领侍卫内大臣、摄政王多尔衮心腹第一人，乌尔衮。
忽然，车外忽起凄厉惨叫，陈名夏推开车窗，寒风裹挟雪沫灌入。
只见俘虏队伍中，一个沙俄女人突然发疯般用头，撞向押送骑兵的马腿。
她约莫三十岁，棕发纠结，脸上冻疮溃烂，口中用俄语嘶吼:“杀了我们！魔鬼！杀了——”
骑兵拔刀欲砍。
“砰！砰！”
两声枪响几乎重叠，女人额头和后心同时绽开血花，身体在空中一顿，扑倒在雪地，鲜血汩汩涌出，在白雪上烫出两个冒热气的窟窿。
开枪的是两个人——苏察哈尔从左侧马上射击，右侧三十步外另一名骑兵同时开火。
两人对视，默契点头。
“是乌尔衮都统亲训的‘双铳营’。”宁弘业在车内解释。
“每人配双铳，装填速度比罗刹人快一倍。都统说，火器是未来，弓马该进棺材了。”
陈名夏默默关窗，车内重新被炭火烘暖，他却觉得寒意从骨髓里渗出，顺着脊梁爬满全身。
这支使团，这三千俘虏，这四十八车贡品……都是棋子。
而执棋者，是那个十四年前退出关外，如今掌控三百万人生死的男人——爱新觉罗·多尔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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