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诺泡在图书馆和机房，对比着不同的星表，查阅相关处理方法文献，尝试着各种可能的数据清洗和校正方案，常常熬到深夜。瑞丞那边，期末压力同样巨大，两人有时几天只能简单发几条消息报平安。但每当苏诺被数据搞得头昏脑胀，或者瑞丞被一道刁钻的题目困住时，他们总会下意识地给对方发一条消息，哪怕只是一个“头疼”的表情，或者一句“这道题有点意思”。这种即时的、无需解释的分享，成了忙碌高压日子里，一个小小的减压阀和充电站。
六月下旬，期末考结束的第二天，瑞丞收到了CERN暑期学校的录取邮件。同时，苏诺也终于在她那组“不听话”的数据中发现了端倪——一个常用星表在该天区的恒星参数存在微小但系统性的误差，影响了背景扣除。当她用另一套更可靠的星表数据重新处理，并引入更精细的仪器响应模型后，偏移显着减小，结果与理论预期基本吻合。
那一刻的成就感，如同在漫长的黑暗隧道后，终于看到了出口的光亮。她迫不及待地将初步分析报告发给了陈老师，然后拿起手机，想和瑞丞分享这份喜悦。
几乎是同时，瑞丞的电话打了进来。
“我收到CERN的录取了！”他的声音里有掩饰不住的激动。
“我的数据问题找到了！可能是星表误差！”苏诺也兴奋地说。
两人在电话两端同时愣了一下，然后不约而同地笑了起来。笑声穿过电波，带着如释重负的轻松和共享成功的喜悦。
“太好了！”他们几乎异口同声。
那个暑假，注定是分离的。瑞丞七月初就要飞往瑞士，进行为期八周的暑期学校。苏诺则决定留校，一方面继续跟进实验室的课题，另一方面也报名参加了一个为期三周的“天文数据处理”暑期短课，想弥补自己在编程和数据分析技巧上的短板。
机场送别那天，天气晴好。瑞丞拖着简单的行李箱，穿着印有他们大学logo的T恤，看起来干净利落，眼神里充满对未知旅程的期待，也有一丝离别的眷恋。
“到了那边，记得报平安。有空就发照片。”苏诺帮他整理了一下衣领，手指拂过那枚她送的书签，他把它夹在了随身携带的笔记本里。
“你也是。别光顾着学习，按时吃饭。实验室再忙，晚上也别熬太晚。”瑞丞握住她的手，叮嘱着。
没有过多的缠绵话语，临别前，瑞丞只是轻轻抱了抱她，在她耳边低声说：“等我回来，给你带‘星星’。”
苏诺眼眶微热，用力点了点头。
飞机冲上云霄，带走了一个夏天的陪伴，也开启了各自独立的成长篇章。
瑞士的暑期学校强度极大，上午是密集的理论课程，下午是实验或计算实践，晚上还有小组讨论和作业。瑞丞发来的消息，常常带着时差，内容也多是“今天讲了LHC（大型强子对撞机）的最新运行模式”、“参观了ATLAS探测器，太震撼了”、“小组项目遇到了瓶颈，正在熬夜调试代码”。附带的照片里，有CERN标志性的球形建筑，有巨大的探测器内部结构，有他和来自世界各地年轻学员的合影，背景是阿尔卑斯山麓的风景。
苏诺的暑假同样充实。白天的短课让她接触到了更专业的天文数据处理软件和统计方法；晚上和周末，她继续在实验室里，基于之前发现的问题，对更多天区的数据进行分析，试图验证那个星表误差是否具有普遍性。陈老师对她的主动性和细致给予了肯定，并建议她可以将这个发现整理成一篇简短的note，作为她科研训练的初步成果。
他们保持着每天或隔天一次的视频通话，时间不长，有时甚至只有十几分钟，分享各自一天的收获和困惑。瑞丞会兴奋地描述他在CERN看到的、听到的，那些曾经只在教科书上出现的名字变成了活生生授课的老师；苏诺则会跟他讨论某个数据处理技巧，或者展示她绘制的、经过校正后变得更加“顺眼”的图表。隔着七千多公里的距离和六个小时的时差，他们的交流却依然紧密地围绕着他们的核心世界——那个由公式、数据、未知和探索欲构成的宇宙。思念是真实的，但在各自专业领域里奋力前行的充实感，以及分享这种前行过程的亲密感，某种程度上冲淡了分离的苦涩。
八月初，苏诺那篇关于星表误差影响的note初稿完成了。陈老师仔细修改后，建议她可以尝试投稿给国内的天文学生期刊。这对一个大一学生而言，是莫大的鼓励。当晚和瑞丞视频时，她开心地分享了这件事。
屏幕那头的瑞丞刚结束一场小组汇报，脸上带着倦色，但眼睛很亮：“太棒了！我就知道你可以！”他顿了顿，有些不好意思地说，“我们小组的项目，今天也终于跑通了第一个有物理意义的模拟结果。虽然还很初步。”
他们隔着屏幕，为彼此小小的进展由衷地高兴。那一刻，苏诺忽然深刻地体会到，最好的感情，或许不是时时刻刻的相守，而是即使远隔重洋，也依然能清晰地感知到对方在自己的轨道上发光，并为此感到骄傲和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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