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御史捻须沉吟：“王大人所虑，亦是本官之忧。更可虑者，边市繁华，固然可增税课，却也易使边将生骄奢之心，与商贾过从甚密，乃至与胡虏交通，渐失朝廷节制。昔日安禄山之祸，岂非前车之鉴？”
“正是此理！”王郎中击掌道，“况且，下官听闻，朔方互市管理，看似严格，实则漏洞不少。尤其对胡商，过于宽纵。一些朝廷明令禁止出关的物资，如精铁、硝石、药材，在朔方市面上亦非绝迹。长此以往，岂非资敌？”
“还有那中秋刺杀一案，”李御史接口，声音压低，“至今未有明确说法。赵重山奏报语焉不详，只说追捕未果。以他之能，区区几个毛贼，当真能来去自如，伤了他之后还能全身而退？此事，怕是不那么简单。”
两人对视，眼中皆是一片“忧国忧民”的沉痛。他们都是科举正途出身，自诩读圣贤书，明忠奸辨，对赵重山这等以军功骤贵、行事又不完全循文官规矩的“武夫”，本就心存芥蒂。如今朔方互市的异常繁荣，更是触动了他们敏感的神经——武人掌财，边将坐大，历来是文官集团最深恶痛绝、也最警惕的事情。
“值此多事之秋，吾辈既食君禄，当分君忧。”李御史正色道，“当联名上奏，请朝廷遣风宪之臣，赴朔方详查互市税务、边防情弊，以及……中秋刺杀一案真相。既为朝廷整肃边务，亦为保全赵侯清誉，免得他行差踏错，辜负圣恩。”
“李大人所言极是！”王郎中深以为然，“下官这就去联络几位同僚，具本上奏！”
类似的串联与密议，在京城不同派系、不同利益的官员之间，悄然进行着。弹劾的奏章，如同嗅到血腥味的鲨鱼，开始从四面八方，涌向通政司，涌向皇帝的御案。罪名五花八门，从“专权跋扈”、“与民争利”、“纵容走私”，到“驭下不严”、“边备松弛”、“结交匪类”，甚至隐隐将刺杀案与他“行事酷烈、树敌过多”联系起来。文笔或犀利，或含蓄，或义正辞严，或忧心忡忡，但核心指向却出奇地一致：赵重山在朔方，权力太大，钱财太多，隐患太重，朝廷不可不察。
这些奏章，如同无形的暗箭，穿越千山万水，越过朔方城高耸的城墙与严密的防卫，精准地射向了总督府的主人。它们带来的，不是刀光剑影，却是一种更为冰冷、也更为窒息的寒意——来自帝国权力中枢的审视、猜忌与无形的绞索，正在缓慢而坚定地收紧。
总督府书房内，赵重山放下手中一份来自京城的密信。信是他在朝中为数不多、可称“盟友”的某位勋贵旧交所写，语焉不详，只隐晦提及“近日科道风闻颇多，皆指朔方”，“互市之利，惹人眼红”，“树大招风，兄宜早做绸缪”。
他没有说话，只是将信纸凑近烛火。火焰瞬间吞噬了纸张，跳跃的火光映在他沉静如水的面容上，明灭不定。他走到窗边，推开半扇窗户。深秋夜风带着刺骨的寒意灌入，吹得书案上的公文哗哗作响，也带来了远处互市方向，即便在深夜也未曾完全停歇的、隐约的喧嚣。
那喧嚣，是无数金银流动的声响，是无数欲望交织的嗡鸣，也是……无数嫉恨与阴谋滋生的温床。
他看着窗外沉沉的夜色，与夜色中朔方城零星闪烁的灯火，眼神幽深。嘴角，却几不可查地，勾起一丝冰冷至极的弧度。
繁华，是盔甲，也是软肋。是功绩，也是催命符。
该来的，终究是来了。而且，比他预料的，更快，更急，也更……不留余地。
他轻轻关上了窗户，将那象征着财富与危机的喧嚣，隔绝在外。书房内重归寂静，只有烛火，在他深不见底的瞳孔中，静静地燃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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