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铮又在朔方城盘桓了十余日。
这十余日，他愈发沉静下来，不再只是埋头于浩如烟海的账册文牍之间，也不再满足于走马观花式的巡看。他将自己真正地“浸”入了这座边城的肌理之中。
他黎明即起，混在第一批出城劳作或赶集的百姓中，看城门守卫如何一丝不苟地盘查，却又对挑着菜担的老农、牵着瘦羊的孩童露出熟稔而宽容的笑容。他漫步在逐渐喧闹起来的互市上，听汉人商贾用生硬的胡语讨价还价，看胡人摊主笨拙却认真地拨弄着算盘，为了一两个铜子的差价争得面红耳赤，末了却又互相捶一拳肩膀，哈哈大笑着成交。他去归云楼隔壁那家不起眼的面摊，花两个铜子买一碗热气腾腾的羊杂汤，就着硬梆梆的锅盔，听脚夫、小贩们唾沫横飞地讲着总督大人如何整治了那个欺行霸市的王屠户，赵夫人又如何让南边来的奸商吃了瘪。
他也去了更远的地方。在赵重山属官的陪同下，但更多时候是独自一人，或只带一两名随从，去到朔方城外的屯田村庄。正是秋收扫尾、冬麦下种的时节，田野里弥漫着泥土和秸秆的气息。他蹲在田埂边，看老农用粗糙的手掌搓开麦穗，估算收成；他走进低矮却收拾得齐整的土坯房，看妇人用新收的胡麻榨油，香味醇厚；他甚至跟着一群半大孩子，去草滩上放过一次羊，听他们用混合着汉话和胡语的调子唱些荒腔走板的歌谣，内容无非是“天苍苍，野茫茫，我家羊儿肥又壮”。
他看到了边关的粗粝与艰辛。风吹日晒下黝黑粗糙的面庞，皴裂如树皮的手掌，孩子们身上打满补丁却浆洗得干净的衣裳，以及几乎每家每户都曾有过的、在历年冲突中失去亲人的伤痛记忆。但更多的，是一种他从前只在书卷和想象中勾勒，如今却真切触摸到的、蓬勃坚韧的生气。是圈里养肥的羊只，是仓里新收的麦粟，是修葺一新的水渠，是村里刚刚立起、由屯丁们轮流执教、教孩子们认字算数的简陋学堂。
他也看到了戍边将士的日常。不是校场上凛冽的杀气，而是轮值归来后，脱下甲胄，在营房外空地上笨拙地修补农具，或是用刚发的饷银，托同乡捎带些针线布头给家中的模样。他听到老兵对新兵吹嘘当年的战事，语气平淡得像在说别人的故事，眼里却有光。他更在一次偶然的巡边中，亲眼目睹了赵重山如何处置一起小规模的越境冲突——没有立即动武，而是先派通译喊话，查明缘由是几个草原少年追猎黄羊误入，便收缴了他们的弓箭（只是临时保管），给了些干粮清水，严令不得再犯后，派人“护送”他们回到界线之外。手段果决，却留有余地。
这一切，都与他离京前听到的种种传言——什么“穷兵黩武”、“苛待商旅”、“与胡虏过从甚密”——大相径庭。他看到了严格的规矩，也看到了规矩下的灵活与人性；看到了对胡人的防范，也看到了基于互利的有限交往；看到了一个武将对边境防务的绝对掌控，却也看到了这种掌控是如何与民生、经济丝丝入扣地结合在一起，构筑起一道不仅仅是军事上的屏障。
临行前一日，王铮再次拜访了总督府。这次是正式的辞行。
赵重山在书房接待了他。两人分宾主落座，没有寒暄太多，王铮便从袖中取出一份早已拟好的奏疏草稿，双手递过。
“赵总督，下官北巡已毕，不日即将返京复命。此乃下官就朔方所见所闻，草拟的陈情奏疏，请总督过目。”王铮神色郑重，“内中或有记述不详、措辞不当之处，还请总督指正。”
赵重山有些意外。巡查御史的奏报，向来是直达天听，极少有事先给被巡查对象过目的道理。这既是王铮行事光明磊落，恐怕也暗含着一份尊重与认可。
他没有推辞，接过那厚厚一叠纸，展开细读。奏疏文风平实，条理清晰，先总述朔方城及北疆互市、边防之现状，然后分列数项，详加陈述：
一曰“市井繁荣，胡汉相安”。详述互市规模、税收增长、管理条规、纠纷调解机制，并列举数例胡汉商贾公平交易、甚至合作营生之事，结论是“商贸互通，各取所需，非惟利也，实安边之良策”。
二曰“防务整饬，壁垒森严”。细数边军编制、训练、巡防、军械粮秣储备情况，特别提到烽燧整修、关卡增设，以及针对小股窜扰的快速反应机制。评价是“武备不懈，然用兵谨慎，重在威慑，不轻启边衅”。
三曰“吏治清平，民生稍苏”。列举府库收支明晰、无中饱私囊之弊；屯田水利兴修，百姓赋税得减；设立义仓、粥棚，赈济孤贫；乃至鼓励蒙学、传播医药等细微善政。认为“边地得人而治，渐有生聚教化之象”。
四曰“教化初兴，民心渐附”。提及归云楼作为胡汉文化交流之窗口，以及赵重山、姜芷夫妇身体力行，以诚信仁厚影响一方风气。特别提到了岳哥儿在学堂的表现，以及那次关于施粥的童言，视为“家风淳厚，化及稚子”之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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