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台殿内的气氛比三日前的宫宴更显凝重。案几上堆叠着数十卷奏疏，皆是群臣针对“焚书”与“淳于越之议”的上书，嬴政端坐御座，指尖轻叩案角，目光扫过阶下群臣，先看向李斯：“李丞相，你先说说你的新主张。”
李斯身着紫色朝服，手持一卷奏疏，缓步出列。经过三日前的辩论，他虽仍坚持“统一思想”，却也调整了焚书细节，语气比宫宴时缓和了几分：“陛下，臣三思后以为，此前‘尽焚诸子书’之议确有不妥。今臣修正之：凡非秦史之六国史书，仍需选择性焚烧——只焚其中‘鼓吹分封、非议郡县’之篇章，保留山川、地理、物产记载；诸子百家之书，凡涉及‘以古非今、煽动叛乱’者（如《论语》中‘复礼’之论、《墨子》中‘非攻’之语若用于非议秦伐六国），皆烧；医书、农书、工书（含玻璃、炼钢、纺织之术）、秦律、秦史与博士官所藏典籍，全部保留。”
他抬头看向嬴政，补充道：“如此，既断‘以古非今’之思想根源，又不失实用之书，兼顾思想统一与民生所需，臣以为可行。”
嬴政未置可否，转而看向冯去疾：“右丞相，你怎么看？”
冯去疾躬身应答，神色带着几分审慎：“陛下，臣以为，即便只焚‘思想类书’，执行起来仍有三大难题。其一，何为‘煽动叛乱’之语，难有明确标准——官吏若借此敲诈百姓，指鹿为马，说百姓家中《诗经》是‘非议新政’，恐引发民怨；其二，百姓藏书已久，若强行收缴，必有抗拒，甚至引发骚乱，不利于南方移民安置与北方边防稳定；其三，六国旧地士子众多，若见书被焚，恐心生离意，甚至投奔匈奴、百越，反而为敌所用。”
冯劫紧接着出列，从律法角度补充：“陛下，秦律讲究‘法不溯及既往’与‘罪刑法定’。此前从未有‘藏诸子书者有罪’之律，今突然下令焚书，百姓无从遵守，恐陷‘不知而罪’之境，有违律法精神。且若因淳于越一人之过，牵连天下士子，罚不当罪，恐失民心。”
蒙毅则捧着一卷《尚书》残卷，走到殿中，语气恳切：“陛下，此乃博士官所藏《尚书》，其中记载着‘尧、舜治水’之法，与今日关中修水利、南方疏河道之术相通；若焚之，日后治水官吏便失了借鉴之据。诸子书中多有此类‘实用之思’，若仅凭‘思想倾向’便焚之，实为可惜。臣以为，不如设‘新学馆’，以秦律、算学、农耕之术为核心，辅以诸子书中的实用篇章，既引导思想，又保留精华，比焚书更稳妥。”
嬴政的目光最终落在扶苏身上，语气带着期许：“太子，你素有谋略，此事你有何主张？”
扶苏缓步出列，先对着嬴政躬身，再转向李斯，语气平和却带着分量：“李丞相修正焚书之议，保留百工之书，实为顾全大局，臣深表认同。但臣仍以为，即便如此，焚书仍非良策——其一，‘思想之书’与‘实用之书’本就难分，如《墨子》既有‘非攻’之论，亦有‘守城之术’，若只焚前者，官吏恐因怕担责，将整本书都烧了，最终仍失实用之法；其二，今大秦初定，南方移民刚上路，辽东煤矿刚开工，若此时推行焚书，官吏需抽调人力收缴书籍，必耽误移民安置与煤矿开发，影响民生进度。”
他话锋一转，将话题引向淳于越个人：“此次风波，根源非‘儒家与法家之争’，实为淳于越个人‘以古非今、扰乱朝纲’。宫宴之上，陛下设宴庆春耕、贺新术，淳于越却借酒兴妄议国本，非议郡县制，甚至鼓动‘复分封’，引发朝堂争议；若因此牵连天下士子、焚毁典籍，实为因一人之过，罚及万民，恐让天下人误以为陛下‘忌百家、厌士子’，有损陛下仁名。”
为了让论证更有力，扶苏看向冯劫：“冯御史，按秦律，‘妄议国本、扰乱朝纲’当如何定罪？”
冯劫立刻答道：“按秦律‘惑众律’，妄议国本者，可处‘流刑’（流放边远之地），若未引发实际动乱，可免族诛，只罚本人。”
扶苏再转向蒙毅：“蒙上卿，南越（今岭南地区）刚归附，当地百姓多未识秦字、未明秦制，正需熟悉典籍、善教化者前往，可有合适人选？”
蒙毅心中一动，立刻会意：“回太子，淳于越虽有过，却精通典籍，善讲学，若派往南越，负责教化当地百姓识秦字、明秦律，既为其‘妄议之过’赎罪，又能为大秦安定南方出力，实为一举两得。”
嬴政听到此处，眼中闪过一丝赞许——扶苏这番话，既避开了学派之争，又将事件完全归因于淳于越个人过失，还给出了“流放教化”的实用惩罚方案，既维护了律法威严，又避免了焚书与牵连众人，甚合他意。
李斯站在阶下，心中也暗自盘算：扶苏的提议，既承认了他“统一思想”的初衷（指出淳于越扰乱朝纲），又避免了焚书可能引发的民怨，且保留了百工之书与实用典籍，与他修正后的主张“殊途同归”，只是手段更温和。若再坚持焚书，反而显得自己过于严苛，不如顺势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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