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老案的真相渐白，如同在平静的湖面投下巨石，激起的涟漪尚未平复，联合调查指挥部内却已开始进行紧张的结案准备工作。证据链的梳理、法律文书的撰写、移送司法机关的预案……一切似乎都在按部就班地走向最终的审判。然而，就在这看似大局已定的时刻，一种近乎本能的职业警觉，驱使着林寒在最后一次系统性审阅庞杂如山的案卷副本时，放缓了脚步。他的目光，越过了那些指向孙老集团的铁证，停留在了一些看似无关紧要、甚至早已被定性终结的关联旧案的卷宗之上。这些被宏大叙事尘埃所掩盖的角落，似乎隐藏着某种不和谐的杂音。
疑点初现：尘封卷宗里的不协调音。
引发林寒注意的，是一起发生在十年前、与孙老集团早期发展轨迹有所交集的旧案——“临州港‘7·15’特大走私案”。该案当年震动临州，打掉了一个以走私成品油、汽车为主的犯罪团伙，主犯赵老四被判处死刑（已执行），数名海关、边防官员落马，案件在当时被视为一场辉煌的胜利。卷宗记录显示，该案的侦破，一定程度上得益于当时担任临州市委副书记的孙老（时任）的“有力批示”和“亲自督导”。
林寒之所以重翻此案，最初只是想更全面地了解孙老早期的权力运作模式。然而，在昏黄的台灯下，当他逐字逐句地审阅那泛黄的笔录、现场勘查报告和物证清单时，几个细微的、在当时看来或许无足轻重的疑点，却如同隐藏在完美乐章中的几个错误音符，突兀地钻入了他的脑海。
疑点一：关键物证的“消失”。
卷宗记载，在走私团伙的一处秘密仓库中，查获了一批未来得及出手的高档轿车，其中赫然包括三辆当时极为罕见、仅在特定渠道流通的某欧洲品牌限量版越野车。这种车型，因其卓越的性能和昂贵的价格，常被某些有特殊背景的人物所青睐。然而，在随后的扣押清单和最终的判决书涉案财物处理部分，这三辆极具标识性的越野车，却诡异地“消失”了。记录显示为“经核查，系登记信息有误，实际未查获该型号车辆”。一个如此明显的物证，在层层把关的走私大案中，会出现“登记信息有误”这种低级的、且恰好发生在最扎眼物品上的错误？
林寒用手指轻轻敲击着桌面，目光锐利。他调取了当年负责此案侦查、现已退休在家的一位老刑警队长的联系方式。经过一番谨慎的沟通（未透露真实意图，仅以研究旧案模式为由），老队长在电话那头回忆良久，才有些不确定地说：“那三辆车啊……印象里是有的，当时还拍了照。但后来上面好像说牵扯到别的什么情况，就让……就让按特殊情况处理了。具体怎么处理的，我就不太清楚了。”老队长的语气带着一丝岁月的模糊，但那份不确定背后，似乎隐藏着某种不便言明的讳莫如深。
疑点二：唯一脱钩的“白手套”。
“7·15”走私案中，被打掉了一个为赵老四团伙提供资金支持和洗钱服务的空壳公司“昌达贸易”。其法定代表人钱某被判重刑。但卷宗显示，与“昌达贸易”资金往来异常密切、且在案发前突然切断所有联系、成功“金蝉脱壳”的另一家公司——“景隆实业”，却并未受到深入追究。当时的解释是，“景隆实业”与赵老四团伙“无直接犯罪合谋证据”，且其负责人背景“较为特殊”。林寒注意到，“景隆实业”当时的实际控制人，是一个名叫吴天佑的神秘商人。而这个名字，在后来孙老集团的关系网图谱中，虽不处于核心，却若隐若现地出现在几次非关键但利润惊人的土地转让和矿产审批的受益方名单中。这是一种巧合，还是当年有意无意的“放水”，为日后埋下的伏笔？
疑点三：证人证词中的“模糊地带”。
当年指证赵老四的关键证人之一，是团伙内部的二号人物，名叫李彪。李彪的证词极为详尽，几乎复原了整个走私链条。但在其关于利益输送和保护伞的证言中，对于当时临州市某些更高层级的官员，他的描述总是显得格外“谨慎”和“模糊”，使用了大量“可能”、“听说”、“似乎”等不确定词汇。而在一次非正式的问询笔录（作为背景资料存档，未作为主要证据）中，李彪曾无意间提到，赵老四每年都会通过一个“特殊的中间人”，向“某些不方便直接出面的大人物”进贡一批“稀罕物”，其中就包括“那种开起来像坦克一样、能去任何地方的洋车”。这句话，与那三辆消失的限量版越野车，形成了某种耐人寻味的呼应。然而，这份笔录并未被深入追查，侦查方向很快被引导至已落马的几名中级官员身上。
深夜的思考与抉择。
夜已深沉，指挥部大楼大部分房间的灯光都已熄灭，只有林寒办公室的窗口还亮着。他面前摊开着“7·15”案的卷宗，旁边放着孙老案的核心证据摘要，烟灰缸里堆满了烟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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