省城的夜空没有龙城通透，霓虹灯光在低垂的云层上晕染出一片朦胧的赭红色。省委大院坐落在老城区中心，高大的法国梧桐在夜色中沉默伫立，树影落在青灰色的围墙上，斑驳而森严。
郑国锋的车在晚上十一点四十分驶入院内。门卫显然提前得到了通知，核查证件后迅速放行。车子沿着林荫道缓行，最终停在一栋三层小楼前。楼是上世纪五十年代的苏式建筑，红砖墙，拱形窗，门口两盏白玉兰造型的路灯洒下暖黄色的光。
“郑书记，王书记在二楼小会议室等您。”秘书早已等在门口，声音压得很低。
郑国锋点点头，对林寒说：“你在一楼值班室等我。可能需要些时间。”
林寒应下，目送郑国锋的身影消失在楼梯转角。值班室里暖气开得足，茶几上摆着热茶和几份当天的报纸。他给自己倒了杯水，却没有喝，只是站在窗前，看着窗外静谧的庭院。
二楼小会议室的灯光透过厚重的窗帘缝隙渗出来，在夜色中显得格外醒目。
会议室里只有两个人。
省纪委常务副书记王援朝坐在长条会议桌的一端，头发花白，戴一副老花镜，正在看一份文件。他今年五十八岁，在纪检系统工作了三十四年，以作风稳健、原则性强着称。郑国锋刚参加工作时，曾在他手下做过三年科员。
“国锋来了，坐。”王援朝没有抬头，指了指对面的椅子。
郑国锋坐下，将公文包放在脚边。会议室里静得能听到暖气片里水流的声音，还有墙上老式挂钟不紧不慢的“滴答”声。
大约三分钟后，王援朝放下文件，摘下眼镜，揉了揉眉心。他抬眼看向郑国锋，目光锐利而疲惫。
“孙明德的事，省纪委常委会已经知道了。”王援朝开门见山，“一个正厅级纪检干部，专案组核心成员，在办案期间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当场抓获。国锋，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
“意味着我们的队伍里有害群之马，必须坚决清除。”郑国锋回答。
王援朝沉默片刻，从手边文件夹里抽出一张纸，推到他面前：“这是今天下午收到的。中纪委办公厅转来的群众来信摘要，匿名，但反映的问题很具体。”
郑国锋接过纸。上面是打印的文字，内容直指龙城专案组：称专案组在办案过程中存在“违规使用技术侦查手段”“过度扩大打击面”“影响当地正常经济活动”“办案人员涉嫌诱供逼供”等问题，并附有所谓“部分受影响企业名单”和“被调查干部申诉”。
“这封信的原文，同时抄送给了省委、省政府主要领导，以及中央政法委。”王援朝缓缓说，“写信的人很懂规矩，没有直接否定反腐，而是质疑‘方式方法’。”
郑国锋将纸放回桌上：“王书记，这些都是不实之词。技术侦查完全依法依规审批；所谓扩大打击面，是针对赵立春、钱卫东案牵连出的系列腐败问题；至于影响经济——我们查处的是侵吞国有资产、搞权力寻租的腐败分子，恰恰是为了净化营商环境。”
“我信你。”王援朝点头，“但国锋，你要明白，现在的情况很复杂。孙明德被捕，让很多人坐不住了。这封信只是一个开始。”他顿了顿，“今天晚上八点，省政府那边开了个临时专题会，研究‘如何平衡反腐败与稳经济、稳就业的关系’。会上有领导提出，龙城专案组的案子，能不能‘阶段性结案’？先把已经查实的、社会影响大的主要案犯处理了，其他线索可以‘逐步消化’？”
郑国锋的手指微微收紧：“这是谁的意见？”
“这不重要。”王援朝摇头，“重要的是，这种声音已经出现了，而且会越来越响。国锋，我问你——‘清风行动’那份名单，到底有多长？”
郑国锋迎着他的目光：“核心层十二人，中间层四十七人，外围层一百三十余人。这些都是有初步证据指向的。”
“一百九十多人。”王援朝重复这个数字，声音低沉，“涉及多少单位？多少行业？如果同时动，龙城的党政机关、国有企业、甚至一些民营龙头企业，会不会出现运转困难？现在龙城的经济数据已经不好看了，如果再来一场人事地震……”
“王书记，”郑国锋打断他，语气平静但坚定，“如果我们因为这些顾虑就停下，那赵立春这棵毒树虽然倒了，但它的根须还深深扎在土里。过不了三年五年，新的赵立春又会长出来，而且会更隐蔽、更贪婪。那时候再想拔，代价会更大。”
王援朝靠回椅背，长长叹了口气：“这些道理我懂。但是国锋，政治不只有对错，还有时机和分寸。上面有人担心，这样大规模地查下去，会让人心浮动，会让一些本来想干事、能干事的人畏手畏脚，甚至会让外界对龙城、对我们省的营商环境产生疑虑。你知道现在招商引资多难吗？一个地级市，半年内查处上百名干部和企业主，外面会怎么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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