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山书院的晨雾总带着三分书卷气。
那日天刚蒙蒙亮，藏书洞前的老槐树便已缀满细碎白花，周学士一袭青色官袍立于洞前，指尖拂过堆叠的文献，目光落在沈清晏与梁山伯递来的《九章算术》注本上，纸页间还留着昨夜校勘时未干的墨痕。
“此注本竟能将秦九韶‘大衍求一术’与日常田亩测量结合，补宋元算学之缺，实属难得。”周学士逐页翻阅，指腹停在《补注》中“加权衰分法”的演算处，“你们可知，国子监藏本中，这部分仅存残页，如今竟能在此见全貌，真是天意。”他抬头看向围拢的学子，眼中满是赞叹，“本官即刻回京，必呈请编修官将其单独列为一卷，收入《大宋典籍总目?子部?算经类》，让秦九韶的绝学不再埋没于故纸堆。”
送走周学士时，朝阳已跃过尼山主峰，金色的光洒在书院的青石板路上。沈清晏捧着那部注本的复制品，指尖仍有些发烫——半年前刚接手校勘时，她对着残损的算经整夜难眠，若不是梁山伯带着“测山术”的实测数据前来相助，恐怕至今仍卡在“方田章”的亩数换算上。“这下好了，秦先生的心血总算能传下去了。”她轻声说，梁山伯笑着点头，从布囊里取出一卷泛黄的《数书九章》抄本：“这是我托人从临安寻来的，往后我们还能再补些演算案例。”
周学士的赞许像一阵春风，吹得书院的校勘工作愈发勤勉。藏书洞内，烛火从晨亮到夜，学子们伏案的身影在纸窗上投下错落的剪影。王蓝田闭门思过三日后，竟像是换了个人——往日里总捧着自家藏本炫耀的他，如今却抱着书院的咸淳抄本，逐字比对自家的淳佑刻本《兖州府志》。
“清晏，你快来看！”那日午后，王蓝田抱着两卷方志冲进沈清晏的书斋，指腹按在“兖州水利”的记载处，指尖因激动微微泛红，“淳佑刻本写‘宝庆三年修泗水运粮渠’，可咸淳抄本是‘宝庆四年’，我翻了家中藏的《王氏私记》，里面明确写着‘宝庆四年夏，祖父督工修渠，时逢大旱’，这说明刻本是传抄时记错了年份！”他又摊开一张手绘的河道图，上面用朱砂标注着运粮渠的走向，“我还对照了山伯兄测的泗水河道数据，宝庆四年的水位比三年低三尺，恰能解释为何要在四年修渠——三年水位高，根本无需动工。”
沈清晏接过《王氏私记》，泛黄的纸页上满是细密的批注，可见王蓝田的用心。“蓝田兄这一发现，可纠正方志流传的谬误。”她眼中露出赞赏，“史志类文献最忌纪年混乱，有你这般严谨，后续的地理记载便稳妥了。”
王蓝田脸颊微红，往日的傲气全然褪去，只剩下几分愧疚：“之前我总想着争高低，险些误了校勘大事。如今才明白，治学不是比藏本珍稀，而是要对得起先贤留下的文字。”正说着，梁山伯提着一捆测绳走进来，闻言笑着拍了拍他的肩膀：“知错能改，便是治学路上最大的进步。正好我要去测邹县的古桥，你要不要同去？《邹县杂记》里说那桥‘嘉泰三年毁于水’，我们去验证下年份。”
王蓝田眼睛一亮，连忙点头：“我去！我还能带你们去看我家藏的邹县旧地图。”三人并肩走出书斋时，院中的石榴花正开得热烈，往日的隔阂像被风吹散的墨烟，只剩下治学路上的惺惺相惜。
随着校勘接近尾声，新的难题却接踵而至。祝英台与马文才在整合儒学类文献时，竟在朱熹早期抄本与张栻《论语详解》中，发现了三处针锋相对的义理阐释——最棘手的便是《论语?颜渊》中“克己复礼为仁”的解读。
那日傍晚，祝英台将两卷文献摊在案上，指尖划过朱熹的批注：“你看，朱熹早期认为‘克己复礼’的核心是‘存天理灭人欲’，他在《论语集注》初稿里写‘私欲克则天理存，此仁之端也’；可张栻在《论语详解》里却说‘克己者，明心也，心明则礼自见’，强调‘明心见性’才是根本。”她抬头看向马文才，眉头微蹙，“两者都有充分的学术依据，朱熹有程颐的传承，张栻又得胡宏的真传，我们若是只选其一，难免有失偏颇；可若是都选，又怕后人误以为是校勘疏漏。”
马文才俯身细看，指尖拂过张栻的讲学语录，忽然眼前一亮：“你还记得国子监存档的《晦庵先生语录》吗？里面记载朱熹晚年与弟子论学时说‘南轩（张栻字）之见，与吾早年多有相合，只是表述不同耳’。”他将语录摊开在祝英台面前，“或许我们可以在注中同时列出两种观点，再引用朱熹晚年的这句话，注明两人的观点并非对立，只是侧重点不同，让读者自行体悟。”
“这主意好！”祝英台眼中瞬间亮了，“但还需补充两人的学术脉络——朱熹早年受程朱理学影响深，张栻则偏湖湘学派，这样读者才能明白差异的根源。”两人正低声商议，忽闻拐杖点地的声响，抬头见山长拄着木杖走来，花白的胡须上还沾着些许槐花香。
这章没有结束，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