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粮价信号”也被纳入算法。武则天时户部设“市令署”，让“市令（市场管理员）每日报‘民间粮铺售价’”。洛阳出土的《武周长安二年洛阳粮价簿》，一页记“官粜价斗米六十钱”，另一页记“民间铺售价斗米六十五钱”，两者差五钱——这是常平仓算“粜粮量”的关键：差太多说明“官仓粜少了”，得加量；差太少可能“民间粮够了”，得停粜。有次洛阳“民间价比官价仅高两钱”，市令报上去，户部当即停粜，避免了“官仓粮贱卖”的浪费。
三、“算定边界”：法典锁死“粮仓的权力笼”
汉代常平仓毁在“官吏乱伸手”——元帝时弘农太守挪用仓粮建宅，导致“灾年无粮可粜”。唐代把“粮仓规矩”刻进法典，《唐律疏议·厩库律》列“常平六禁”：“禁擅支（非灾不得动）、禁贱粜（不得低于成本价）、禁虚账（账实不符杖八十）”。吐鲁番出土的《唐开元十六年西州常平仓案》，是个典型案例：仓吏王庆“私借仓粮三石给亲戚”，被“杖六十，追粮还仓”——案卷后附“《律》‘诸监临主守盗仓粮者，加凡盗二等’”，连量刑都照律来。
更绝的是“账实核对”的规矩。《通典》记“常平仓每季度‘检仓’，州县官与‘耆老（民间代表）’同查”。陕西蒲城出土的开元“常平仓检账”残碑，刻着次核对细节：“仓账记储粮三百二十石，实量得三百一十八石，短少二石（允差范围内）；问仓吏，答‘晒粮损耗’，耆老验仓底糠秕，信之”。要是短少多了，后果严重：武周时相州仓“账记五百石，实得四百五十石”，刺史被“贬为县尉”，这事写在《旧唐书·酷吏传》里——不是酷，是怕“小贪成大患”。
连“粜粮对象”都有律管着。《唐律》定“常平仓粜粮‘先给贫户’”，怎么认“贫户”？敦煌文书P.2825《唐天宝年间敦煌县贫户簿》写得清：“某户丁男二，受田四十亩（下等田），岁入粟十六石，定为民户”。长安西市“常平粜粮点”出土的木牌，刻着“‘非贫户买粮，杖四十’”——有次富商李某冒称贫户买粮，被市令当场抓了，杖完还“公示三日”，从此没人敢乱挤队。
“灾年调粮”的规矩更严。《唐会要》记“凡灾年开仓，需‘刺史奏报+户部覆核’双签字”，但留了“急则权宜”的活口：贞观元年（627年）关中旱，雍州刺史窦轨没等覆核就开仓，事后唐太宗不仅没罚，还补了“‘州县遇大灾，可先开仓后奏’”的新规。但这“活口”有边界：仪凤二年（677年）虢州刺史“以‘小旱’为由开仓”，被户部查实“亩产仍四十石（未达灾年标准）”，直接贬官——法典既防“不作为”，也防“乱作为”。
四、“算通联动”：双仓互补的“最后一环”
光靠常平仓还不够——它管“城”管不了“乡”，管“粮价”管不了“无钱买粮的穷户”。唐代的巧，是让它和义仓“算着时差联动”。永淳元年（682年）河南大旱，武则天的调度方案堪称范本：第一步，“开洛阳常平仓粜粮，斗米六十钱（压市场价）”；第二步，“从常平仓调粮二千石到郑州义仓”；第三步，“义仓按‘户分五等’发粮，下等户全免，中等户半免”。河南偃师出土的“赈济账”记：“某村三十户，义仓发粮十五石（常平仓调的），常平仓粜粮八石（村民买的）”，双管齐下，没一户逃荒。
算“运输成本”时双仓分工更妙。开元二十五年（737年）玄宗定“常平-义仓联动法”：“常平仓粮走水路（运量大），义仓粮走陆路（运距短）”。江苏镇江出土的“漕运-陆运对接账”木简，记着次配合：“常平仓粮从扬州经运河运到润州（镇江），卸船后由义仓派‘社丁’用牛车运到乡社，每石运费仅五文（比全走陆路省三文）”。社丁是本地农户，熟路还不用付工钱（算“社役”），这成本账算得民间都愿意干——木简上“社正张五愿运十石”的朱批，就是明证。
甚至“储粮周期”都算着补位。常平仓粮“储期不超三年”（怕陈粮变质），义仓粮“可储五年”（民间管理细，防潮好）。《新唐书·食货志》记“每三年‘常平-义仓调粮’一次”：把常平仓的“三年陈粮”调到义仓当“应急粮”（义仓粮周转慢，陈粮也能用），再把义仓的“新粮”换给常平仓（常平仓粜粮需新粮）。陕西渭南出土的开元“双仓调粮账”，记着“常平仓出陈粮八十石（储三年），换义仓新粮七十石（补损耗一石）”，双方都不吃亏——常平仓清了陈粮，义仓得了“耐储的陈粮应急”，一举两得。
这种联动在安史之乱前撑住了无数灾年。开元十四年（726年）河北大水，常平仓从山东调粮十万石压价，义仓在各村发粮给没船出村的农户；天宝五载（746年）剑南旱灾，常平仓从江南运稻到成都，义仓把本地储的荞麦发给山区农户（荞麦耐饿）。《通典》说“开元、天宝间，虽有水旱，民无流移”，背后正是这“算准了的互补”——常平仓的“国家账本”与义仓的“民间算盘”合在一起，才凑出了盛世备荒的完整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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