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方教育体系的“规矩构建”
第二节 双轨选拔与“复其身”：生源的准入规矩
汉代太学的生源准入，并非“随机选拔”，而是通过“双轨并行的渠道”与“严丝合缝的标准”，构建起“筛选德才、兼顾央地”的准入规矩——这一规矩既确保了生源质量，又平衡了中央与地方的人才权益，更通过“复其身”的待遇设计，让“入太学”成为当时社会阶层流动的重要通道。其核心逻辑可拆解为“双轨渠道的分工与衔接”“资格筛选的双重维度”“待遇设计的激励与保障”三部分，每一环都体现了“官方教育服务于治国需求”的底层逻辑。
一、双轨渠道：太常选拔与郡国推荐的“分工与协同”
公孙弘设计的“太常选拔+郡国推荐”双轨制，并非简单的“京师与地方两条线”，而是有明确的分工与协同逻辑，确保“中央可控、地方参与”。
“太常选拔”面向京师地区，由太常直接负责。太常作为九卿之一，掌“礼仪、祭祀、文化教育”，其选拔的生源多为两类：一是“京师官吏子弟”，如《汉书·儒林传》记载的萧望之，“家世以田为业，至望之，好学，治《齐诗》，事同县后仓且十年。以令诣太常受业”，萧望之本为地方学子，因“以令诣太常”（按朝廷法令被推荐至太常），实则属于“太常选拔”的延伸；二是“京师本地通晓文学的平民”，需满足“年十八已上，仪状端正”的基础条件——“年十八已上”对应汉代“成年授田”的制度，意味着弟子需具备“独立承担学业与未来仕进责任”的成年身份；“仪状端正”并非单纯“外貌俊美”，而是“举止端庄、符合儒者礼仪”，如东汉《汉官仪》注引“太常选士，必求貌类颜回、言似子贡”，虽有夸张，却印证了“仪状”背后的“品行象征”。
“郡国推荐”则是地方人才进入太学的核心渠道，流程更为严谨，需经过“县选—郡核—计偕赴京”三级环节。首先由“郡国县道邑”的县长、县令（基层长官）筛选本地“好文学，敬长上，肃政教，顺乡里，出入不悖所闻者”——“好文学”是学识基础，即需粗通儒家典籍；“敬长上、肃政教、顺乡里”是品行要求，需经乡邻与基层官吏认可，无“不孝、违法”等劣迹；“出入不悖所闻”则强调“言行一致”，避免“表面合规、私下失德”。筛选后，县令将名单上报给郡守（二千石官员），郡守需“谨察可者”，即通过“询问乡老、核查履历”再次审核，确保无“冒名顶替、品行虚假”者。最终，通过审核的弟子需随“计吏”（地方赴京师汇报政绩的官吏）一同前往太常，称为“与计偕”——这一安排既省去了弟子单独赴京的成本，也让计吏承担“护送与担保”的责任，若弟子到京后被发现“不符条件”，计吏需连带受罚，如《后汉书·百官志》记载“郡国举孝廉、秀才，率取年少能报恩者，耆宿大贤多见废弃，若有不符，郡将坐之”，虽为孝廉选拔的规定，却与太学郡国推荐的“追责逻辑”一致。
双轨制的协同性，体现在“名额分配”“人才互补”与“地域平衡”上。太学初设时，50名弟子中，“太常选拔”约20人，“郡国推荐”约30人，地方名额多于京师，既因汉初“地方人才储备更丰富”，也为了“削弱诸侯国势力——吸纳地方优秀学子入太学，可减少其被诸侯国招揽的可能”，如《汉书·贾谊传》记载贾谊“欲天下之治安，莫若众建诸侯而少其力”，太学的地方名额倾斜，正是“众建诸侯”思路在教育上的延伸。汉宣帝后，随着弟子名额扩张，双轨名额按“京师三分之一、地方三分之二”的比例分配，且地方名额按“郡国人口多寡”分配——大郡（如南阳郡、颖川郡）每次推荐5-8人，小郡（如北海郡、零陵郡）推荐2-3人，避免“大郡垄断地方名额”，进一步强化“地域平衡”的规矩。既确保中央对教育的主导权，又避免地方人才被边缘化。这种“分工协同”的规矩，让太学既成为“京师文化精英的聚集地”，也成为“地方优秀学子向上流动的平台”，避免了教育资源被单一群体垄断。
二、资格筛选：“年龄、品行、学识”的三重门槛
太学的生源准入，除了“渠道合规”，还需通过“年龄、品行、学识”的三重门槛，三者缺一不可，共同构成“德才兼备”的选拔标准。
年龄门槛“年十八以上”是基础，却非“绝对上限”。汉代文献中，既有“年二十入太学”的常规案例（如偃师遗址弟子籍木牍记载的张达“年二十”），也有“年少异常者破格入学”的特例，如《后汉书·贾逵传》记载“逵弱冠能诵《左氏传》及《五经》本文，以大夏侯《尚书》教授，虽为古学，兼通五家《谷梁》之说。自为儿童，常在太学，不通人间事”，贾逵“弱冠（二十岁）”前已在太学学习，属于“年少聪慧者破格”；但这种破格极为罕见，需经“博士举荐、太常特批”，多数弟子仍需满足“十八岁以上”的要求——这一规矩的本质，是确保弟子有“足够的生活阅历与学习能力”，能理解五经中的治国理念，避免“年少无知、无法承担仕进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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