县刑警队会议室里烟雾缭绕，白板上贴满了现场照片和初步报告。李卫国站在最前面，手中的激光笔指向那张头骨的特写。
“法医初步判断，死者为男性，35至45岁之间，身高约1米75。”他声音沉稳，“死亡时间至少在八到十年前。头骨有两处致命伤：后脑遭受钝器重击，颈部有被勒压的痕迹。”
台下坐着专案组的六名成员，其中包括刚从省厅调来的年轻刑警王晓。他专注地盯着照片，不时在笔记本上记录着什么。
“王老五宅基地的土壤分析显示，尸体被埋后，上层土壤没有再次被翻动的痕迹。”李卫国继续道，“也就是说，这具尸体自从被埋入后，就再也没被移动过。”
王晓举手提问：“李队，埋尸深度是一米五，这个深度对一具尸体来说是不是有点浅了？”
“好问题。”李卫国点头，“在农村地区，这个深度通常足够避免被偶然挖出。凶手可能认为这块地不会有人动土，或者...”他顿了顿，“埋尸时过于匆忙。”
会议室门被推开，技术科的小张急匆匆走进来，将一份报告递给李卫国。
“李队，DNA比对结果出来了。”小张语气兴奋，“我们与数据库中陈建国儿子的DNA进行了比对，确认度高达99.99%。”
会议室里一阵骚动。
“陈建国...”李卫国喃喃道，眼神复杂。他转向白板，在头骨照片旁贴上了一张泛黄的证件照。照片上的男人浓眉大眼，嘴角带着自信的微笑。
“陈建国，十年前报案失踪，时年38岁，身高1米76，生前是村里有名的运输专业户。”李卫国介绍道，“当年这起失踪案，就是我负责调查的。”
王晓敏锐地注意到，李卫国说这句话时，手指不自觉地捏紧了激光笔。
“当年的调查有什么发现吗？”王晓问。
李卫国叹了口气：“当年周淑芬——陈建国的妻子——报案称，丈夫前一天晚上出门说要跟朋友谈生意，之后就再也没回来。我们排查了陈建国所有的社会关系，没人知道他那晚要去见谁。”
“有没有可疑对象？”
“当时最大的疑点就是周淑芬和村里的木匠赵大勇。”李卫国的激光笔移向另一张照片，上面是一个面相憨厚的中年男子，“村里一直有关于他俩的风言风语，陈建国失踪前几个月，有人听见他和周淑芬因为赵大勇大吵一架。”
“当时为什么没有深入调查他们？”
“因为没有证据。”李卫国的语气带着一丝无奈，“周淑芬有完美的不在场证明，那天晚上她在邻居家打麻将到深夜，至少有五个人可以作证。赵大勇则声称整晚都在家做木工，虽然没人证明，但也没有任何证据指向他。”
王晓若有所思：“也就是说，如果真是他们作案，只能是在周淑芬打完麻将回家后，或者第二天凌晨。”
“没错，但当时我们连陈建国是否真的遇害都无法确定，更别提找证据了。”李卫国揉了揉太阳穴，“这案子一悬就是十年。”
散会后，李卫国单独叫住了王晓。
“小王，你跟我去一趟周淑芬家。”李卫国从抽屉里拿出一个厚厚的档案袋，“这是当年案子的全部资料，路上你可以看看。”
王晓接过档案袋，感觉沉甸甸的，里面装的不仅是纸张，更是一个悬而未决十年的谜团。
去往村子的路上，王晓仔细翻阅着档案。泛黄的纸页记录着十年前的询问笔录、现场勘察报告和一张张已经褪色的照片。他发现一个细节：陈建国失踪时，身上带着一个玉观音挂件，据周淑芬说是他从不离身的护身符。但在挖掘出的遗骨中，并没有发现这个物品。
“李队，这个玉观音...”王晓指着报告中的描述。
“嗯，我注意到了。”李卫国专注地盯着前方的路，“如果找到这个玉观音，很可能就是破案的关键。”
半小时后，警车停在了周淑芬家门前。这是一栋二层小楼，外表看起来颇为气派，但院墙已有几处破损，院子里也显得有些杂乱。
周淑芬开门时，脸上带着明显的疲惫和紧张。她穿着一件半旧的家居服，头发随意地挽在脑后。
“李警官，又是为了那件事？”她声音沙哑，眼神闪烁不定。
“有些新情况需要向你了解。”李卫国的语气平静却不容拒绝。
周淑芬不情愿地让两人进屋。客厅布置简单但整洁，茶几上放着一个相框，里面是陈建国和儿子年幼时的合影。
李卫国单刀直入：“周女士，王老五家宅基地里发现的尸体，经过DNA比对，确认是你的丈夫陈建国。”
尽管早有准备，周淑芬还是瞬间脸色惨白，双手剧烈颤抖起来。她张了张嘴，似乎想说什么，最终却只是发出一声压抑的呜咽。
“我...我早就知道会有这么一天...”她终于哽咽着说，“十年了，我每天都睡不好觉，总觉得老陈会回来找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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