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11月18日，江州市公安局专案组收到一份来自北方邻省沈州市的加急传真。
老张从技术科小吴手里接过传真纸时，手指微微颤抖。这是四天前他亲自向全国十四个省份发出的协查通报的回音之一，但这一份格外不同。
“沈州市局刑侦支队回复：我市1997年9月发生一起未遂案件，与贵方协查通报中描述手法高度相似。受害者幸存，凶手在搏斗中受伤，现场留有血迹样本。已做血型及初步DNA检测，样本封存待进一步比对。”
“DNA检测”四个字让老张瞳孔一缩。九十年代末，DNA技术在中国的刑事侦查中还是前沿科技，只有少数几个大城市具备检测能力。沈州作为北方工业重镇，恰好是其中之一。
陈建国从办公室出来，看到老张的脸色，快步走过来：“有消息了？”
老张将传真递过去：“沈州1997年有一起未遂案，凶手受伤留了血。他们做了DNA检测。”
“什么？”陈建国一把抓过传真，快速浏览，“幸存者？现场血迹？这……这是黄金线索！”
“但传真上说，DNA数据库不完善，只能做有限比对。”小吴在一旁补充，“需要我们把嫌疑人的生物样本送过去，或者他们送样本过来。”
老张已经拿起电话：“我打给沈州。”
电话接通后，沈州市局刑侦支队队长赵刚的声音粗犷有力：“张队是吧？你们的协查通报我们仔细看了，几乎一模一样。我们这边那个幸存者叫李静，师范大学学生，也是家里困难出来做家教。”
“具体情况能说说吗？”
“1997年9月15日，一个自称‘陈老师’的中年男人联系李静，说要给孩子找英语家教，月薪两百。地点在市郊一个独栋房。”赵刚语速很快，“李静去了之后发现不对劲——房子里根本没有孩子的生活痕迹。她想离开时，那男人突然袭击她。”
老张握紧了话筒：“然后呢？”
“李静学过一点防身术，拼命反抗，用桌上的烟灰缸砸破了对方的头。凶手流血了，但李静也受了伤，晕了过去。等醒来时，她发现自己被锁在房间里，但凶手已经不在了。”
“凶手逃了？”
“对，可能因为受伤，匆忙离开。李静踹开门逃出来，报了警。我们赶到时，现场有大量血迹，分属两个人——李静和凶手。我们提取了凶手的血迹样本。”赵刚顿了顿，“但这案子后来陷入僵局，因为凶手就像人间蒸发了一样，再没在沈州出现过。”
老张的心狂跳：“血迹样本现在在哪？”
“在我们局证物室，低温保存。我们已经做了血型检测和基础的DNA片段分析，但没有比对对象。”赵刚说，“如果你们有嫌疑人，可以把他的生物样本送来，或者我们送样本过去。”
“我们送人过去。”老张当即决定，“赵队，能不能安排李静和我们见一面？我们需要最详细的描述。”
“没问题，李静现在已经毕业，在本地一所中学当老师。她一直很关注这个案子，说一定要抓到那个人。”
挂断电话，老张和陈建国对视一眼。
“我亲自去沈州。”老张说，“带上模拟画像和所有资料。如果李静能认出画像，并且伤口位置和血迹情况吻合，那就基本能确定了。”
“DNA比对需要时间，而且……”陈建国犹豫，“我们有嫌疑人的生物样本吗？”
老张想了想：“南州那个陈建国老师的DNA我们可以申请采集，虽然周倩说不是他，但还是要排除。另外——”
他走到白板前，指着“兄弟团伙”的假设：“如果真是兄弟作案，那么可能其中一人受过伤，另一人没有。沈州的样本如果是哥哥的，我们还要找弟弟的。”
“可是我们连他们是谁都不知道。”
“会知道的。”老张目光坚定，“从沈州开始，这个案子该有突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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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天后，1998年11月20日，老张和小吴登上开往沈州的火车。硬卧车厢里，小吴拿着案卷反复研究，老张则盯着窗外飞逝的北方平原。
“张队，如果沈州的血迹样本能和我们后续发现的嫌疑人匹配，是不是意味着可以全国通缉了？”小吴问。
“理论上可以，但需要证据链完整。”老张说，“DNA技术现在法庭认可度还不高，需要和其他证据形成合力。”
“可是如果抓住了他，那些失踪的女孩……”小吴没说完。
老张知道他想说什么。如果抓住凶手，也许能问出受害者下落，也许能给那些家庭一个交代。但更大的可能是，那些女孩已经不在人世。
火车在下午四点抵达沈州。北方的冬天来得早，车站外已是银装素裹，寒风刺骨。
沈州市公安局大楼比江州的更旧，但透着一种肃穆。赵刚队长是个高大的东北汉子，握手时力道十足：“张队，一路辛苦。李静已经在会议室等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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