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7月8日，上午九点，辽阳市看守所。
周国富被提出监室时，脸上带着一种近乎平静的释然。他穿着橘黄色的囚服，手脚都戴着镣铐，走路时金属摩擦的声音在走廊里回响。
但老陈没有立即提审他。
“先等等。”老陈对看守所民警说，“我们还有个地方要搜查。”
“哪儿？”
“周国富在辽阳的落脚点，他不可能直接回老家，一定在城里还有个住处。”
马警官立即调取了周国富的社会关系。发现他有个远房表舅，在辽阳铁西区有套空置的平房。表舅半年前去了深圳儿子家，房子一直空着。
“就是这儿了。”马警官指着地图，“铁西区胜利街27号，独门独院，很隐蔽。”
胜利街27号是个破旧的小院，院墙斑驳，铁门生锈。门上挂着老式铜锁，但锁眼里有明显的新鲜划痕——有人近期开过锁。
技术科的人用了不到一分钟就打开了锁。推开门，院子里长满了杂草，但正屋门口有明显的踩踏痕迹。
“最近有人来过。”小林指着地面上的脚印。
老陈示意大家小心。刑警们持枪警戒，技术科的人先进入屋内。
屋子不大，一室一厅，家具简陋。但很干净，像是刚打扫过。桌子上有半包红塔山，一个打火机，还有几个空啤酒瓶。
“搜查仔细点。”老陈说，“特别是藏东西的地方。”
众人分头行动。老陈走进卧室，里面只有一张床，一个衣柜。床上的被子叠得很整齐，枕头上连褶皱都没有。
衣柜里挂着几件男人的衣服，都是新的，吊牌还没拆。在衣柜最底层，老陈发现了一个硬纸箱，里面装着些杂物：几本旧杂志，一把生锈的剪刀，还有一捆用橡皮筋扎着的信。
信是写给“周国富”的，寄件地址都是辽阳李家沟，是他母亲写的。时间从1988年到1991年，每个月一封，很规律。
老陈快速翻阅。信里都是些家长里短：身体好不好，村里谁结婚了，谁去世了，地里的收成……平凡得让人心酸。
最后一封信是1991年6月写的，老太太在信里说：“儿啊，你在外面要好好的，别惹事。妈最近老是梦见你小时候，带你下河摸鱼，你笑得可开心了。”
周国富收到这封信时，已经杀了两个人。他看到这些字时，会想什么？
“陈师傅，这边有发现！”小林在客厅喊。
老陈走出去，见小林蹲在沙发旁边，手里拿着个螺丝刀，正在撬一块松动的地砖。
地砖被撬开，下面是个四四方方的空洞，不大，但很深。小林伸手进去，摸出了一个用油布包裹的东西。
油布展开，里面是个陈旧的皮箱，二十寸大小，黑色，边角已经磨损。
“上锁了。”小林晃了晃箱子。
技术科的人过来，用工具撬开了锁。箱盖掀开的瞬间，所有人都愣住了。
箱子里整整齐齐地码放着几样东西：
一本厚厚的日记本，比李秀兰那本大得多，黑色皮革封面。
一沓照片，用橡皮筋捆着。
几封信，信封已经发黄。
还有一个小铁盒。
老陈戴上手套，先拿起了日记本。翻开封面，扉页上写着一行字：“周国富，1985-1992。”
1985年？周国富从那时候就开始写日记了？
老陈翻到第一页。
“1985年3月12日，今天在广交会上接了个大单，香港的客户。晚上请客吃饭，花了三百块，心疼，但值得。秀兰要是知道我现在这么出息，会不会后悔嫁给王建军？”
秀兰。李秀兰。
老陈继续往下翻。
“1986年7月8日，回辽阳探亲，在镇上遇见秀兰。她瘦了，怀里抱着孩子，看见我就低头走。王建军那个混蛋，听说又打她了。”
“1987年10月3日，托人给秀兰捎了五百块钱，让她买点好吃的。钱被退回来了，说她不敢要。”
“1988年5月20日，听说秀兰又住院了，肋骨断了三根。我买了张火车票就回去，在医院门口守了一天，没敢进去。”
日记一页页翻过，记录着一个男人长达七年的暗恋、痛苦和挣扎。周国富在南方做生意赚了钱，但心里始终放不下老家那个被家暴的女人。
直到1990年。
“1990年11月5日，接到老家电话，说秀兰又被打住院了。这次我不能再忍了。我回去，我要带她走。”
“1990年11月20日，秀兰出院，我去接她。她哭得像个孩子，说不想回家。我说‘跟我走，我带你离开这里’。她点头了。”
看到这里，老陈终于明白了——周国富对李秀兰的感情，比他们想象的更深。这不是简单的“老乡见老乡”，而是一场长达多年的等待和拯救。
但拯救最终变成了毁灭。
老陈继续往后翻。日记记录了他们到临州后的生活：租房子，办假证，李秀兰第一次穿新裙子时的笑容，第一次去公园拍照时的羞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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