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的北京冬天，比往年来得更烈些。呼啸的北风卷着碎雪，打在“红玉食品铺”的木招牌上，发出“咯吱”的声响。聂红玉正蹲在灶台前添煤，蓝布棉袄的袖口磨出了毛边，手上的冻疮刚结痂，一碰就疼——这是上个月赶工腌酱菜时冻的，却比1968年黄土坡的寒夜，暖了不止一万倍。
“红玉！红玉！大喜啊！” 门外传来李伟的喊声，他是食品铺的学徒，跑得上气不接下气，棉帽上全是雪沫，“省工商局的证书！咱‘红玉酱菜’评上‘省着名商标’了！邮递员刚送过来，说是加急件！”
聂红玉手里的煤铲“当啷”掉在地上，炭灰扬了一裤腿也顾不上。她冲到门口，就看见李伟怀里抱着个红绸裹着的木盒，雪水顺着他的额角往下淌，却笑得眼睛都眯成了缝。“真的？” 她的声音有些发颤，手指触到木盒的瞬间，一股烫人的暖意从指尖传到心底。
柳氏端着粗瓷碗从里屋出来，刚蒸好的红薯香气飘满屋子，闻言手一抖，碗里的红薯粥差点洒出来：“啥？着名商标？就是上次王科长说的那个，全省才评五十个的？” 沈廷洲从后院进来，手里还攥着修自行车的扳手，脸上的油污都没擦：“我就说咱的酱菜错不了，走，今天去买二斤猪肉，庆祝庆祝！”
打开木盒，里面躺着烫金的证书，“省着名商标”五个字在昏黄的煤油灯下闪着光，旁边是注册证副本，“红玉酱菜”的图案——一个围着蓝布头巾的妇人腌菜的剪影，是聂红玉照着自己的样子画的。小石头从书包里掏出作业本，趴在桌上一笔一划地写：“我的妈妈是企业家，她的酱菜是全省最好的。”
“这证书来得不容易啊。” 陈教授推门进来，身上带着寒气，手里拎着一瓶二锅头，“当年你在黄土坡用瓦罐腌菜的时候，谁能想到有今天？我那时候就说，你这酒店经理的本事，用到腌菜上都是降维打击。” 他给聂红玉倒了杯酒，“尝尝，庆祝咱红玉食品的第一个里程碑。”
酒刚沾唇，门外又传来邮递员的声音：“聂红玉同志，市工商局的邀请函！” 信封上印着鲜红的国徽，里面是“个体经营者表彰大会”的请柬，邀请聂红玉作为“着名商标获得者代表”上台发言，时间定在三天后，地点在市工人文化宫。
“上台发言？” 柳氏凑过来看请柬，手指在“代表”两个字上摸了又摸，“当年在黄土坡，你连生产队的会都不敢多说话，现在要在全市的干部面前发言，这变化真是……” 她的声音哽咽了，转身去厨房添柴，背影却挺得笔直。
接下来的三天，聂红玉都在准备发言稿。她趴在铺着粗布的桌上，借着煤油灯的光，改了一遍又一遍。沈廷洲帮她抄稿，字写得方正有力：“你就说咱的真实经历，比啥都强。当年你带着石头在雪地里跪卫生院，带着社员修猪舍，这些都写进去，准能打动人。”
陈教授帮她润色：“要提‘匠心’，你用酒店的食材处理标准腌酱菜，用流程管理方法管作坊，这就是新时代个体经营者的匠心。还要提‘感恩’，黄土坡的乡亲，汤书记，还有那些帮过咱的人，不能忘本。”
出发那天，天刚蒙蒙亮。柳氏给聂红玉找了件新做的藏青斜纹布褂子，领口绣了朵小小的梅花：“这是我攒了半年布票做的，穿上精神。” 她帮聂红玉系扣子，手指触到女儿-in-law颈后的疤痕——那是1969年钟守刚推她下沟时留下的，如今早已淡成浅粉色。“别紧张，娘和石头在家等你回来吃红烧肉。”
沈廷洲用自行车载着她，车轮压过结了冰的胡同，发出“咯吱”的声响。“我跟单位请了假，在文化宫门口等你。” 他握着车把的手紧了紧，“当年在黄土坡，我对不起你，让你受了那么多委屈。现在你有出息了，我得让所有人知道，聂红玉是我沈廷洲的媳妇。”
市工人文化宫门口挤满了人，挂着“北京市个体经营者表彰大会”的红底横幅，气球上印着“个体经济，大有可为”的字样。聂红玉刚下车，就有人喊她：“聂老板！这边！” 是汤书记，他现在已经是市工商联的副主任，穿着笔挺的中山装，比在黄土坡时更精神了。
“红玉啊，恭喜恭喜！” 汤书记握着她的手，“你的‘红玉酱菜’，是咱从公社走出来的招牌，我跟局里的同志都骄傲。” 他指着旁边一个穿干部服的人，“这是省工商局的张局长，特意问起你呢。” 张局长笑着说：“聂同志，你的创业故事我们都听过，成分不好却能踏实做事，是个体经营者的榜样。”
会场里坐满了人，前排是领导，后排是各行业的个体经营者。聂红玉被安排在食品行业代表区第一排，旁边是开包子铺的王婶，还有做糖葫芦的老李——都是当年菜市场的老熟人。“聂妹子，你可真行！” 王婶拍着她的手，“当年你在菜市场摆酱菜摊的时候，我就说你是干大事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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