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的冬末比往年初暖些，北京西城区的“红玉食品”新厂房外，最后一批红砖刚卸下车。聂红玉踩着沾着泥点的胶鞋，抬手抹了把额角的汗——不是累的，是心里的热乎气烘的。厂房的铁门是沈廷洲亲手焊的，刷着银灰色的漆，门楣上“红玉食品”四个铜字，是请文化馆的老教授写的，笔力遒劲，在薄阳下泛着光。
“红玉姐，市食品公司的人来了，说要谈长期供货。” 李伟跑过来，棉裤上沾着白灰，“还有黄土坡的张云生大哥，打了三次电话，说‘红玉教室’上梁了，让你抽空回去看看。” 聂红玉点点头，从帆布包里掏出个磨得发亮的笔记本——这是她穿越后用的第三个本子，第一本记满了酱菜配方，第二本是食品铺的流水账，现在这本，写着新厂房的投产计划。
她翻开笔记本第一页，泛黄的纸页上是用蓝黑墨水写的日期：1968年12月7日，寒夜，石头高烧，无药。字迹歪歪扭扭，是刚穿越时，她用原主那支裂了缝的铅笔写的。指尖抚过这行字，13年的光阴像潮水般涌来，恍惚间，她又站在了黄土坡那间漏风的土坯房里，身下是扎人的稻草，怀里是滚烫的小石头。
那时候，她还是刚被“锦绣酒店”裁掉的经理聂红玉，30岁的人生突然踩空，醉酒后一睁眼，就成了黄土坡地主家的儿媳。原主的记忆混乱又绝望：被钟守刚诬陷偷玉米，被李秀莲堵在河边骂“扫把星”，看着怀里嗷嗷待哺的石头，跳进了结着薄冰的河。“我不能死。” 聂红玉当时咬着牙想，前世被裁员的委屈还没消化，今生绝不能再输给命运。
第一个难题是活下去。柳氏抱着沈廷洲的退伍证，一天三顿给她脸色看：“地主家的小姐，肩不能扛手不能提，留着你就是吃闲饭！” 家里只剩半袋红薯，石头发着高烧，嘴唇干裂。聂红玉想起前世在酒店学的食材处理知识——红薯不仅能蒸着吃，还能熬成糊补充水分。她把红薯切碎，用豁了口的铁锅慢熬，熬到浓稠如蜜，一勺勺喂给石头，自己则啃着生红薯充饥。
为了换钱买退烧药，她盯上了院子里的野萝卜。前世酒店后厨腌酱菜的手艺没丢，她用仅有的粗盐，在土灶上腌了一瓦罐酱萝卜。萝卜要晒到半干，盐要撒得均匀，密封时要垫上干净的稻草——这些酒店里的“讲究”，在黄土坡成了活命的本事。当她攥着卖酱萝卜换来的五毛钱，从公社卫生院买回退烧药时，柳氏看着她冻得红肿的手，第一次没骂她“狐狸精”。
“生存”的底气，是一点点攒起来的。1969年开春，她顶着“地主成分”的帽子，主动申请去生产队炊事班帮忙。别人做饭是糊弄，她却用酒店的流程管理那套：米要淘三遍，菜要分类洗，连柴火都按大小码得整齐。“这是浪费时间！” 炊事班的老王头骂她，可当社员们发现糙米饭变香了，野菜汤里没了沙子，连挑剔的老支书都夸：“聂家媳妇做的饭，有嚼头。”
她趁机提出“粗粮细作”：玉米磨成粉后要过筛，去掉粗渣；红薯叶焯水后用盐揉去涩味；就连喂猪的野菜，都按酒店食材分类的方法，分了“清热”“助消化”的品类。这些在酒店里不值一提的技巧，在缺衣少食的黄土坡，成了“本事”。年底分红时，柳氏捧着多领的十斤玉米，抹着眼泪说：“以前是我错看你了。”
1974年，是从“活命”到“立足”的转折点。汤书记找到她，说生产队的养猪场快垮了，三头母猪冻死，社员们怨声载道。“我试试。” 聂红玉没犹豫，她知道，这是改变成分偏见的机会。她把酒店的“五常管理法”搬进了猪舍：“常整理”——猪舍分喂食区、休息区、排污区；“常清洁”——每日三扫，每周用石灰消毒；“常规范”——喂食时间、饲料配比都写在木牌上。
钟守刚跳出来反对：“地主婆想夺权！” 他偷偷把猪饲料换成发霉的玉米芯，还在夜里放狗咬猪。聂红玉没哭没闹，连夜守在猪舍，抓住了现行。她没把事情闹大，只是当着社员的面，把发霉的玉米芯和钟守刚家里的粮袋对比——一模一样的粗布，一模一样的补丁。“养猪场是大家的饭碗，谁砸饭碗，就是和全村人为敌。” 汤书记当场撤了钟守刚的副队长职务。
也是在这一年，她遇到了陈教授。老人被批斗得奄奄一息，蜷在公社的墙角，怀里紧紧抱着本《中国酱菜大全》。聂红玉想起前世酒店的总厨，也是这样把手艺当命。她偷偷给陈教授送窝窝头，用腌酱菜的盐水帮他清洗伤口。“孩子，你这腌菜的手法，有老北京饭店的味道。” 陈教授感动之余，把书送给了她，还教她“老卤养缸”的秘方——这成了后来“红玉酱菜”的灵魂。
养猪场红火起来，聂红玉的名声也传开了。李秀莲嫉妒得眼发红，散播谣言说她“和汤书记有一腿”。聂红玉没理她，只是把养猪场的分红拿出来，给生产队盖了间代销点，让妇女们能就近买针线。“红玉是实在人”——社员们的口碑，比任何辩解都管用。当李秀莲私吞代销点货款被揭发时，没人替她说话，连她亲闺女都骂：“你不如聂婶一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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