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的春风是踩着鼓点来的。北京西城区的胡同里,墙根下的迎春花憋足了劲儿,嫩黄的花苞顺着砖缝往外钻,沾着晨露的枝条扫过“红玉食品”新刷的铁牌——牌上的“铺”字被红漆涂掉,取而代之的“有限公司”四个新字,还带着油漆未干的黏劲儿。
聂红玉蹲在厂房门口,手里捏着张皱巴巴的送货单,眉头拧成了疙瘩。天津的五千斤酱菜刚装车,上海的代理又打来电报,催要两千斤酱肘子;车间里,张婶正拿着漏勺在腌菜缸前吵架,说李大叔装罐时少放了半两老卤;李伟跑进来,棉衬衫都湿透了,喊着“火车站的提货单忘盖公章,货运站不给发车”。
“乱成一锅粥了。” 沈廷洲拎着修好的扳手过来,裤腿上沾着机油,“以前就五六个工人,你喊一嗓子全听见;现在二十多号人,车间、库房、送货各管一摊,没个章法真不行。” 他递过搪瓷缸,里面的菊花茶还冒着热气,“昨天柳氏去送饭,看见两个工人在库房里偷啃酱肘子,说‘老板忙不过来,吃点不算偷’。”
聂红玉灌了口茶,喉咙里的燥气稍缓。她想起三天前去市食品公司对账,王经理指着厚厚的订单笑:“聂老板,你这‘夫妻店’该升级了。上个月你家酱菜在上海展销会卖断货,现在订单排到夏天,再这么‘一锅煮’管理,迟早要出乱子。” 当时她没接话,可心里清楚,王经理戳中了要害——从五人小铺到二十人作坊,她的“临场指挥”早就跟不上了。
“不是‘夫妻店’了。” 聂红玉突然站起身,把送货单拍在旁边的木桌上,“咱们成立公司,搞企业化管理。” 沈廷洲愣了愣,手里的扳手“当啷”掉在地上:“公司?那不是国营厂才叫的名儿吗?咱们个体商户,能办?” 李伟也凑过来,眼睛瞪得溜圆:“红玉姐,公司是不是得穿西装打领带?跟电影里的资本家似的?”
“啥资本家,是规范。” 聂红玉笑着拍了拍他的肩,“我以前在酒店当经理,管着两百多号人,前厅、后厨、客房各有各的规矩,这叫‘层级管理’。咱们现在就照搬这套,把人分好岗、定好责,谁管生产、谁管销售、谁管质检,都白纸黑字写清楚,再也不用东跑西喊。”
这话正好被来送新配方的陈教授听见,老人扶了扶老花镜,手里的《酱肉工艺改良》手稿晃了晃:“好想法!当年北京饭店能成为标杆,靠的就是‘岗岗有标准,人人有职责’。你这酒店经理的本事,早该用在正地方了。” 他翻到手稿最后一页,“我把新研发的‘老北京酱牛肉’配方带来了,正好赶上公司成立,当贺礼。”
消息传到家里,柳氏正给工人缝补磨破的手套,手里的针线“啪”地断了:“公司?那得花多少钱?万一搞砸了,咱们这几年的家底不就赔进去了?” 她把碎线头扔在桌上,“以前你在黄土坡腌酱菜,我没拦着;你开食品铺,我把私房钱都给你了;可‘公司’是天大的事,咱小老百姓,别瞎折腾。”
聂红玉没急着辩解,从帆布包里掏出个新本子,上面画着密密麻麻的表格。“娘,你看。” 她指着第一行,“这是生产部,管腌菜、煮肉、装罐,让张婶当组长——她在黄土坡跟我腌了五年酱菜,手艺最稳。这是销售部,李伟跑外快两年,跟天津、上海的经销商都熟,让他当主管。这是质检部,陈教授当顾问,专门查酱菜的咸淡、卫生,不合格的一律不准出厂。”
她又翻到下一页,上面写着工资标准:“组长比普通工人多十块,主管多二十,干得好还有奖金。以前是‘干多干少一个样’,现在是‘多劳多得’,工人们干劲才足。” 柳氏凑过去,手指在“奖金”两个字上摸了摸——她这辈子没领过奖金,只知道挣工分的日子。“那……执照好办吗?” 她的声音软了下来。
办执照的事,聂红玉早就托汤书记打听好了。第二天一早,她揣着新写的《公司章程》,跟着汤书记去了市工商局。办事大厅里,穿灰中山装的工作人员推了推眼镜:“个体办有限公司?这在咱们区还是头一份。章程里写的‘层级管理’‘质量追溯’,都是新鲜词啊。”
“这是聂同志的特色。” 汤书记笑着把“省着名商标”证书递过去,“她从黄土坡的穷媳妇,干到现在带动二十多个乡亲就业,还帮着老家盖学校。这公司办起来,不仅是她的事,也是咱们扶持个体经济的样板。” 工作人员翻着章程,又看了看聂红玉带来的生产流程表,点点头:“行,我们特事特办,三天后来取执照。”
从工商局出来,汤书记拍了拍她的肩:“红玉啊,你这步走对了。现在政策鼓励‘个体升级’,你把酒店的管理经验用在食品上,肯定能成。” 他从包里掏出张名片,“这是市轻工业局的赵科长,他分管食品企业,以后你搞技术改造、申请贷款,都能找他。” 聂红玉接过名片,指尖攥得发烫——这张小小的纸片,是她从“小老板”到“企业家”的敲门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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