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的春风是踩着鼓点来的。北京西城区的胡同里，墙根下的迎春花憋足了劲儿，嫩黄的花苞顺着砖缝往外钻，沾着晨露的枝条扫过“红玉食品”新刷的铁牌——牌上的“铺”字被红漆涂掉，取而代之的“有限公司”四个新字，还带着油漆未干的黏劲儿。
聂红玉蹲在厂房门口，手里捏着张皱巴巴的送货单，眉头拧成了疙瘩。天津的五千斤酱菜刚装车，上海的代理又打来电报，催要两千斤酱肘子；车间里，张婶正拿着漏勺在腌菜缸前吵架，说李大叔装罐时少放了半两老卤；李伟跑进来，棉衬衫都湿透了，喊着“火车站的提货单忘盖公章，货运站不给发车”。
“乱成一锅粥了。” 沈廷洲拎着修好的扳手过来，裤腿上沾着机油，“以前就五六个工人，你喊一嗓子全听见；现在二十多号人，车间、库房、送货各管一摊，没个章法真不行。” 他递过搪瓷缸，里面的菊花茶还冒着热气，“昨天柳氏去送饭，看见两个工人在库房里偷啃酱肘子，说‘老板忙不过来，吃点不算偷’。”
聂红玉灌了口茶，喉咙里的燥气稍缓。她想起三天前去市食品公司对账，王经理指着厚厚的订单笑：“聂老板，你这‘夫妻店’该升级了。上个月你家酱菜在上海展销会卖断货，现在订单排到夏天，再这么‘一锅煮’管理，迟早要出乱子。” 当时她没接话，可心里清楚，王经理戳中了要害——从五人小铺到二十人作坊，她的“临场指挥”早就跟不上了。
“不是‘夫妻店’了。” 聂红玉突然站起身，把送货单拍在旁边的木桌上，“咱们成立公司，搞企业化管理。” 沈廷洲愣了愣，手里的扳手“当啷”掉在地上：“公司？那不是国营厂才叫的名儿吗？咱们个体商户，能办？” 李伟也凑过来，眼睛瞪得溜圆：“红玉姐，公司是不是得穿西装打领带？跟电影里的资本家似的？”
“啥资本家，是规范。” 聂红玉笑着拍了拍他的肩，“我以前在酒店当经理，管着两百多号人，前厅、后厨、客房各有各的规矩，这叫‘层级管理’。咱们现在就照搬这套，把人分好岗、定好责，谁管生产、谁管销售、谁管质检，都白纸黑字写清楚，再也不用东跑西喊。”
这话正好被来送新配方的陈教授听见，老人扶了扶老花镜，手里的《酱肉工艺改良》手稿晃了晃：“好想法！当年北京饭店能成为标杆，靠的就是‘岗岗有标准，人人有职责’。你这酒店经理的本事，早该用在正地方了。” 他翻到手稿最后一页，“我把新研发的‘老北京酱牛肉’配方带来了，正好赶上公司成立，当贺礼。”
消息传到家里，柳氏正给工人缝补磨破的手套，手里的针线“啪”地断了：“公司？那得花多少钱？万一搞砸了，咱们这几年的家底不就赔进去了？” 她把碎线头扔在桌上，“以前你在黄土坡腌酱菜，我没拦着；你开食品铺，我把私房钱都给你了；可‘公司’是天大的事，咱小老百姓，别瞎折腾。”
聂红玉没急着辩解，从帆布包里掏出个新本子，上面画着密密麻麻的表格。“娘，你看。” 她指着第一行，“这是生产部，管腌菜、煮肉、装罐，让张婶当组长——她在黄土坡跟我腌了五年酱菜，手艺最稳。这是销售部，李伟跑外快两年，跟天津、上海的经销商都熟，让他当主管。这是质检部，陈教授当顾问，专门查酱菜的咸淡、卫生，不合格的一律不准出厂。”
她又翻到下一页，上面写着工资标准：“组长比普通工人多十块，主管多二十，干得好还有奖金。以前是‘干多干少一个样’，现在是‘多劳多得’，工人们干劲才足。” 柳氏凑过去，手指在“奖金”两个字上摸了摸——她这辈子没领过奖金，只知道挣工分的日子。“那……执照好办吗？” 她的声音软了下来。
办执照的事，聂红玉早就托汤书记打听好了。第二天一早，她揣着新写的《公司章程》，跟着汤书记去了市工商局。办事大厅里，穿灰中山装的工作人员推了推眼镜：“个体办有限公司？这在咱们区还是头一份。章程里写的‘层级管理’‘质量追溯’，都是新鲜词啊。”
“这是聂同志的特色。” 汤书记笑着把“省着名商标”证书递过去，“她从黄土坡的穷媳妇，干到现在带动二十多个乡亲就业，还帮着老家盖学校。这公司办起来，不仅是她的事，也是咱们扶持个体经济的样板。” 工作人员翻着章程，又看了看聂红玉带来的生产流程表，点点头：“行，我们特事特办，三天后来取执照。”
从工商局出来，汤书记拍了拍她的肩：“红玉啊，你这步走对了。现在政策鼓励‘个体升级’，你把酒店的管理经验用在食品上，肯定能成。” 他从包里掏出张名片，“这是市轻工业局的赵科长，他分管食品企业，以后你搞技术改造、申请贷款，都能找他。” 聂红玉接过名片，指尖攥得发烫——这张小小的纸片，是她从“小老板”到“企业家”的敲门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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