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的秋阳格外温和，透过单元楼的阳台玻璃，洒在柳氏浇花的手上。搪瓷喷壶里的水带着凉意，落在窗台上的仙人掌上——这是小石头从大学里捎回来的，说“好养活，像奶奶一样硬朗”。柳氏直起腰，捶了捶发酸的后背，目光扫过客厅墙上的全家福：聂红玉穿着合体的西装，沈廷洲依旧是板正的中山装，已经读大学的小石头搂着她的肩膀，三个人的笑都暖融融的。
这是聂红玉去年在京郊买的三居室，南北通透，地板擦得能照见人影。柳氏刚搬来的时候，对着抽水马桶研究了半宿，总觉得不如老家的茅厕自在；现在却离不开了，逢人就说“城里的房子就是好，冬天有暖气，不用烧炕掏灰”。她转身走进厨房，不锈钢的橱柜擦得锃亮，冰箱里码着聂红玉早上刚送来的酱鸭、卤豆干，还有从黄土坡捎来的新米——乡亲们知道她爱吃老家的米，每次送原料都特意留一袋最好的。
“柳婶子，在家吗？” 门外传来熟悉的喊声，柳氏快步跑去开门，只见张大妈提着一篮刚蒸的枣糕站在门口，“刚出锅的，给你尝尝鲜。听说今晚电视里有红玉的报道，我特意过来和你一起看。” 张大妈是楼下的邻居，退休前是纺织厂的女工，刚搬来的时候听说柳氏的儿媳是“红玉食品”的老板，特意来讨教“怎么把酱菜腌得香”，一来二去就成了知心朋友。
两人坐在沙发上，张大妈摸着沙发扶手上的织锦靠垫，羡慕地说：“你真是好福气，红玉不仅能干，还孝顺。我那儿子，半年都不记得给我打个电话。” 柳氏嘴上谦虚：“她就是瞎忙，天天不着家。” 手里却不自觉地拿起茶几上的相框——那是聂红玉上个月去人民大会堂领奖时拍的，穿着红色的套裙，胸前别着“全国优秀女企业家”的奖章。
阳光透过纱窗，照在相框上，柳氏的思绪突然飘回了1968年的黄土坡。也是这样的秋天，聂红玉刚被沈廷洲从河边救回来，穿着一身洗得发白的粗布褂子，颧骨高凸，眼神怯生生的。她当时堵在门口，手里攥着沈父留下的旱烟袋，恶狠狠地说：“你个地主家的丫头，别想占我们沈家的便宜，家里的口粮，你只能吃半份。” 聂红玉没说话，只是低着头，手指抠着衣角，像株被霜打蔫的草。
“柳婶子，想啥呢？” 张大妈的声音把她拉回现实，“是不是想起红玉以前的日子了？我听你说过，她刚嫁过来的时候可不容易。” 柳氏点点头，眼角有些发潮：“可不是嘛。那时候成分不好，生产队的工分都给她少算，李秀莲天天在背后嚼舌根，说她是‘扫把星’。我那时候也糊涂，总觉得她配不上廷洲，做饭的时候都给她盛稀的，衣服破了也让她自己缝。”
最让她愧疚的是1969年的冬天。聂红玉怀着小石头，大着肚子还要去生产队挖河泥，回来冻得手都肿了，却还要给全家洗衣服。她看着聂红玉在冰河里搓衣服，不仅没心疼，反而因为李秀莲说“地主婆就该干活”，催着她把沈廷洲的旧棉袄也洗了。晚上聂红玉发起高烧，浑身滚烫，她却舍不得花钱请大夫，只找了点灶灰敷在她额头上。还是沈廷洲急红了眼，连夜跑了二十里山路，才把赤脚医生请来。
“后来是怎么转变的？” 张大妈好奇地问。柳氏笑了，起身从柜子里拿出一件叠得整齐的蓝布棉袄：“就因为这个。1970年开春，红玉用偷偷做酱菜卖的钱，给我买了这件棉袄。那时候我风湿犯了，腿肿得走不了路，她每天晚上给我泡脚揉腿，用陈教授教的方子给我熬草药，比亲闺女还贴心。” 那件棉袄的针脚有些歪，却是柳氏最宝贝的东西，每年都拿出来晒一晒，至今还能闻到淡淡的皂角香。
正说着，门锁“咔哒”一声响，沈廷洲提着公文包走了进来。他比以前胖了些，两鬓也有了些白发，却依旧精神矍铄：“娘，张大妈，今天汤书记要来家里吃饭，他从县里来北京办事，特意绕过来看看咱们。” 柳氏立刻起身：“快，我去买菜。汤书记最爱吃我做的红烧肉，还有红玉厂里的酱花生。” 汤书记现在已经退休了，却还记着当年沈父的恩情，每年都要来看他们几次，每次都要和沈廷洲喝几杯，聊聊黄土坡的变化。
沈廷洲拦住她：“娘，你歇着，我已经让食堂送菜过来了。红玉说晚上要早点回来，电视台的人跟着她拍，说是七点半的《经济生活》要播她的专访。” 提到聂红玉，柳氏的脸上立刻笑开了花：“我大孙子小石头也该到了吧？他说今天回来，要给我带大学里的稀罕玩意儿。” 小石头现在在江南大学读食品专业，是聂红玉的骄傲，每次打电话都要念叨“以后要把咱们的酱菜做进国际市场”。
下午四点多，门铃响了。柳氏跑去开门，只见汤书记拄着拐杖站在门口，身后跟着小石头，背着一个大书包，手里还捧着一个包装精美的盒子。“柳嫂子，我来看你了！” 汤书记的声音依旧洪亮，“黄土坡现在可好了，红玉帮着修了柏油路，建了希望小学，孩子们都能读书了。” 小石头扑进柳氏怀里：“奶奶，我回来了！这是我给你买的按摩仪，你腰不好，天天用它按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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