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7年的春风比往年来得暖些，正月十五刚过，“红玉食品”的厂区就恢复了往日的忙碌。新建成的研发中心前，工人们正忙着安装从德国进口的检测设备，银白色的仪器被红绸布盖着，旁边挂着“科技兴厂”的横幅——这是用去年那两百三十万纯利建的，陈教授说，有了这套设备，就能精准检测出食材里的微量元素，出口时更有底气。
聂红玉穿着藏青色的西装套裙，踩着半旧的黑皮鞋，正在和香港采购商的代表核对合同。她的头发用发夹挽在脑后，露出光洁的额头，鼻梁上的金丝眼镜是小石头用奖学金买的，镜架细细的，衬得她气质温婉又干练。“这批速冻包子的出口包装，我们用了可降解材料，符合香港的环保标准。” 她指着样品盒上的标识，“保质期能达到十二个月，运输过程中我们会全程监控温度。”
“聂总做事就是让人放心。” 香港代表李经理递过来一杯港式奶茶，“上次在人民大会堂看到您领奖的新闻，我就知道和‘红玉食品’合作没错。我们老板说了，这次先订五十吨，要是市场反应好，下半年就把订单翻三倍。” 他看向窗外正在卸货的冷链车，“你们的物流线也建得好，比我们之前合作的厂家快了整整两天。”
送走李经理，林晓燕抱着一摞报关单跑进来，脸颊通红：“聂总，东南亚那边的清关手续都办好了，下周一就能装船。还有，电信局刚才打电话来，说有个越洋长途，让您亲自去接，说是从美国旧金山打来的。” 她的声音里满是好奇——在1987年的北京，越洋电话可是稀罕物，全厂除了聂总，还没人接过这种“国际线”。
聂红玉的心脏猛地一跳，手里的钢笔“啪嗒”掉在办公桌上。旧金山？那个让她魂牵梦萦的城市——前世她的女儿乐乐，就是在那里读的大学。她按住突突直跳的太阳穴，指尖冰凉，脑海里瞬间闪过无数个画面：乐乐第一次背着书包上幼儿园时的哭闹，中考后抱着她哭说“妈妈我考上重点高中了”，还有出国前在机场，紧紧抱着她不肯撒手的模样。
“聂总，您怎么了？” 林晓燕看出她脸色不对，连忙递过一杯温水，“是不是哪里不舒服？要不我先去跟电信局说一声，晚几分钟再接？” 聂红玉摇摇头，接过水杯喝了一口，温热的水顺着喉咙滑下去，却压不住心底的翻江倒海。她站起身，整理了一下西装外套的下摆，声音有点发颤：“我现在就去。”
厂区的传达室里，黑色的老式电话机摆在桌子中央，机身擦得锃亮，话筒上还缠着一圈红色的线。电信局的工作人员正守在旁边，见聂红玉进来，连忙说：“聂同志，电话已经接通了，您快接吧，越洋电话可贵着呢。” 聂红玉深吸一口气，伸手拿起话筒，指腹触到冰凉的金属外壳，眼泪差点掉下来。
“喂？请问是聂红玉女士吗？” 话筒里传来一阵电流杂音，紧接着是一个略显生疏的女声，带着美式英语的腔调，却又依稀能听出当年的软糯。聂红玉的嘴唇动了动，半天没说出话，喉咙像被什么东西堵住了，只能发出哽咽的声音。“妈妈？是你吗妈妈？” 那边的声音突然激动起来，带着哭腔，“我找了你好久，爸爸说你……说你不在了，可我不信，我就一直打，终于打通了！”
“乐乐……” 聂红玉终于喊出了这个在心里念了无数遍的名字，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砸在传达室的水泥地上。她想起2023年的那个冬天，她刚被酒店裁员，抱着一堆辞退文件在雨里走，乐乐撑着伞跑过来，把热乎乎的烤红薯塞进她手里：“妈妈，没关系，我以后少吃零食，咱们省钱过日子。” 那时候的乐乐，刚上高二，却比同龄人懂事得多。
“妈妈，你在哪里啊？我好想你。” 乐乐的哭声透过电流传来，带着跨越重洋的委屈，“我现在在旧金山大学读酒店管理，跟你以前一样。我拿到奖学金了，不用爸爸给我寄生活费。爸爸说你是因为太累，心脏病犯了……妈妈，你是不是还在生气我出国前跟你吵架？我不该跟你闹脾气，不该说你不懂我……”
聂红玉靠在墙上，眼泪止不住地流。她想起乐乐出国前的那个晚上，母女俩大吵了一架——乐乐想读艺术专业，可她觉得酒店管理更稳妥，两人吵到半夜，乐乐哭着跑回房间，第二天去机场时，都没跟她好好告别。现在想来，那时候的自己，真是太固执了，总把自己的想法强加给孩子，就像当年酒店的领导，把“效益优先”的压力都压在她身上。
“乐乐，对不起。” 聂红玉哽咽着说，“是妈妈不好，那时候不该逼你。你喜欢艺术就去学，妈妈支持你。” 她擦了擦眼泪，尽量让自己的声音平稳些，“妈妈现在在一个很好的地方，过得很好，你别担心。” 这句话一说出口，她的脑海里瞬间闪过沈廷洲递暖水袋的手，柳氏缝的丝棉棉袄，小石头举着报纸喊“娘你上头条了”的模样——是啊，她真的过得很好，好到足以弥补前世的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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