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魏皇宫，这座象征着曹魏至高权力的殿宇，此刻却笼罩在一种令人窒息的恐惧与压抑之中。
甘露五年（公元260年）初夏的那场未遂政变，如同一个始终未能彻底愈合的脓疮，在暗处不断腐烂发酵。年轻气盛的皇帝曹髦，不甘心永远做权臣司马昭手中的傀儡，那句“司马昭之心，路人所知也”的怒吼，以及他亲自仗剑率领宫中僮仆苍头冲向司马昭府邸的悲壮举动，虽被迅速镇压，却像一根尖刺，深深扎入了司马昭的心头，也震动了整个曹魏朝野。
虽然曹髦当场被杀，司马昭迅速将其罪名定为“悖逆不道”，并立燕王曹宇之子曹奂为新帝，但弑君的恶名，如同跗骨之蛆，紧紧缠绕着司马昭和他领导的司马氏集团。无论如何粉饰，以下弑上、以臣弑君的污点，在标榜“以孝治天下”的魏晋时代，是难以彻底洗刷的原罪。朝野上下，表面臣服，暗地里却是人心浮动，非议窃窃。各地的拥曹势力、清流名士，虽不敢明言，却无不以此事暗中抨击司马氏跋扈，人心向背悄然生变。
而就在司马昭急需一场对外的大胜来巩固权威、转移国内矛盾之时，伐蜀之战的惨败消息，如同又一记沉重的闷棍，狠狠砸在了他的头上。
三路大军，近二十万精锐！耗尽了从中原、陇西征调的无数粮草民力！最终换来的结果是什么？ 是西路主帅邓艾全军覆没，本人被生擒受辱！ 是中路诸葛绪三万大军溃散逃归，颜面尽失！ 是东路主帅钟会，虽保全主力，却也只能灰头土脸地从汉中撤军，无功而返，损兵折将！
如此惨重的失败，对于刚刚经历弑君风波、威望本就受损的司马昭而言，无疑是雪上加霜。它无情地撕碎了他“算无遗策、战无不胜”的神话，向天下昭示：这个弑君的权臣，并非不可战胜。更让国内那些本就心怀不满的势力看到了机会和希望。
洛阳，晋公府内，气氛比皇宫更加阴冷。司马昭面色阴沉地坐在主位之上，往日里的矜持与威严被一种难以掩饰的焦躁与戾气所取代。下方的心腹谋臣如贾充、钟会等人，皆屏息垂首，不敢轻易发声。
“废物！都是一群废物！”司马昭终于爆发，将一份来自陇西的弹劾奏章狠狠摔在地上。奏章中，地方官员隐晦地抱怨此次伐蜀劳民伤财，却徒劳无功，致使府库空虚，民怨渐起。 “还有那些人！”他猛地指向皇宫方向，又环指四周，仿佛指着所有看不见的反对者，“都在看本公的笑话！都在私下议论甘露旧事！以为一次失利，便可动摇我司马氏根基了吗？痴心妄想！”
他的声音因为愤怒而微微颤抖。伐蜀的失败，不仅没有达成转移视线的目的，反而与弑君的污点交织在一起，形成了一场巨大的信任与权威危机。
各地的都督、刺史，尤其是那些与曹魏宗室关系密切或有自己盘算的方镇大员他们的忠诚度都开始变得微妙起来。东吴的频繁异动，更是牵制了他大量的精力。
贾充硬着头皮上前：“晋公息怒。胜败乃兵家常事。蜀道艰难，诸葛亮经营多年，一时难以攻克，亦非全然意外。当务之急，是稳固内部，震慑宵小。”
钟会也低声附和：“确是如此。且那诸葛瞻…确实有些诡谲手段，迥异于以往。我军…实是吃了情报不明、轻敌冒进的亏。”
“稳固内部？如何稳固？”司马昭冷笑，“是用刀，还是用爵位？”他眼中闪过极其冷酷的光芒。他知道，此时此刻，任何软弱的迹象都可能引来更猛烈的反扑。他必须展现出更强硬、更冷酷的姿态，才能压住局面。
于是，一场针对内部的、更加严酷的清洗与整肃，以伐蜀失利需追究责任、清查“勾结蜀寇”者为名，悄然展开。司马昭的心腹爪牙，如贾充之流，趁机大肆罗织罪名，排除异己。
朝中但凡曾对弑君事件流露出不满，或与败军之将有牵连，甚至只是可能威胁到司马氏权力的官员，都遭到了不同程度的打压、贬谪乃至秘密处决。
洛阳城内外，一时间风声鹤唳，人人自危。恐怖政治的气氛，取代了伐蜀之前那种看似强大的自信。
然而，高压并不能真正解决问题，只能将矛盾暂时压下。司马昭比任何人都清楚，他失去了迅速篡魏的最佳时机。弑君的道德包袱和伐蜀失败的军事挫折，像两副沉重的枷锁，牢牢套在了他的身上。他现在必须花费数倍的心力和时间，来重新巩固权力，平息内外的质疑，消化失败的苦果。
他望向西边蜀地的方向，目光中充满了前所未有的忌惮与怨毒。 “诸葛瞻…诸葛孔明的儿子…”他喃喃自语，手指用力捏紧了案角，几乎要将其掰断，“若非是你…若非是你屡破我计，擒我大将，损我威望，我何至于陷入今日这般被动境地！”
这个原本在曹魏高层眼中不过是凭借父荫、年少得意的辅政大臣，此刻已然跃升为司马昭头号忌惮的敌人。他知道，下一次，当他再次挥师南下之时，所要面对的，将是一个内部经过整顿、实力可能更加强大的大汉，和一个比他父亲诸葛亮更不按常理出牌、手段层出不穷的对手。
曹魏的巨兽，因内部的流血症和外在的挫败，暂时收回了利爪，陷入了不得不舔舐伤口、巩固巢穴的困境。
而这，正是诸葛瞻为之浴血奋战、苦心经营所争取来的，最为宝贵的喘息之机。天下的格局，因汉的顽强存活与司马昭的受挫，而悄然发生了微妙却深刻的偏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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