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想起了北军。在他麾下时，军纪还算严明，但老兵欺压新兵、将领克扣军饷、士兵之间勾心斗角的事，从未断绝。更不用说战时的溃败、抢功、甚至互杀……
“你们的军饷，按时发吗？”他忽然问。
“发啊。”士兵笑了，“每月初五准时发，从不拖欠。像我这样的普通士卒，每月米一石，布半匹。若有战功，另有赏赐。若战死，还有抚恤，家人免赋税三年。”
一石米，半匹布。
文鸯算了算。这在河北，已经是偏将的待遇了。而在这里，只是一个普通士卒的月饷。
“那……将军们呢？”他忍不住问。
“将军们更高啊。但具体多少，我就不知道了。”士兵挠挠头，“不过我听营里的文吏说，大将军的年俸4200 石，月奉三百五十斛。骠骑将军年俸2160 石，月奉百八十斛，都是写在军规里的。谁敢多拿、克扣，御史台一查一个准。”
写在军规里。
文鸯想起司马伦。清君侧成功后，司马伦赏赐亲信，动辄千金万钱，却从不说这些钱从哪来，也不说标准是什么。全凭他一句话。
而这里，连大将军的俸禄都是公开的。
第二天，文鸯去了官学。
洛阳官学建在城南，占地颇广，青瓦白墙，书声琅琅。他本来以为，这种官学只收世家子弟，或是要收高额学费。但守门的夫子听说他是“外地来考察学问的”，竟热情地请他进去参观。
“我们这官学已被诸葛丞相细化，分蒙学、经学、实学三部分。”夫子边走边介绍，“蒙学收六到十二岁的孩童，教识字、算术、礼仪，不收学费，书本纸张都由朝廷提供。经学收通过蒙学考试的学生，教四书五经、史书律法，每年只收二百文‘笔墨钱’。实学收有志于农工医算的学生，教种田、木工、医术、算术，不但不收钱，学得好还有补贴。”
文鸯听得怔住了。
“不收钱？那……朝廷图什么？”
“图人才啊！”夫子笑道，“丞相说了，办官学就像种树。现在花些钱浇水施肥，将来长出栋梁之材，受益的是整个天下。况且，”他压低声音，“这些孩子学成之后，无论做官、务农、行医、做工，都能为国出力，这比什么都值。”
正说着，他们走到蒙学堂外。透过窗户，能看到里面坐着三四十个孩童，大的十来岁，小的六七岁，都穿着统一的青色学服，虽然有些破旧，但洗得干净。夫子正在教《三字经》，孩子们跟着念，声音稚嫩而整齐。
文鸯注意到，有些孩子的学服明显不合身，袖子长出一截，用线缝短了；有些孩子的鞋子破了洞，露出脚趾。但没有一个人面露窘迫，所有人都专注地看着夫子，眼神明亮。
“这些孩子……家里都很穷吧？”他轻声问。
“是啊。”带路的夫子叹道，“多是城郊农户、小贩、工匠的孩子。若在从前，他们一辈子都摸不到书本。现在好了，能识字，能算术，将来总有一条出路。”他指了指角落一个特别瘦小的男孩，“那孩子叫石头，父母都在黄河决堤时死了，是个孤儿。官学收了他，管吃管住，现在已经是蒙学里背书最快的了。”
文鸯看着那个叫石头的孩子。他坐得笔直，小手紧紧握着毛笔，一笔一划地写着字，神情专注得近乎虔诚。
那一刻，文鸯忽然明白了什么叫“希望”。
在河北，在邺城，他看到的都是绝望——绝望的百姓，绝望的士兵，绝望的官员。每个人都在苟延残喘，不知道明天会不会更糟。
而在这里，在一个孤儿眼中，他看到了光。
第三天，文鸯去了城外的村庄。
陪同的士兵找了一辆牛车，载着他出城往东走了二十里，来到一个叫“杏花村”的地方。正是秋收时节，田野里一片金黄，沉甸甸的稻穗低垂着，在秋风中如波浪起伏。农夫们正在收割，镰刀起落，稻秆倒地，捆扎，搬运……一切井然有序。
村口有棵大槐树，树下坐着几个老人，正在晒太阳、聊天。文鸯走过去，在旁边的石墩上坐下。
老人们看了他一眼，见他衣着普通，以为是路过的行人，也没在意，继续聊天。
“今年收成好啊，我家那十亩地，少说也能打四十石。”
“我家也是。多亏了朝廷推广的那个‘曲辕犁’，耕得深，稻子就长得好。”
“还有那水车，旱的时候也不怕。”
“是啊是啊，听说这水车还是丞相亲自画的图样呢……”
老人们你一言我一语，脸上都是满足的笑容。
文鸯忍不住插话：“老丈，今年的赋税……重吗？”
一个缺了门牙的老汉看向他，笑道：“不重不重。朝廷减免赋税定的是‘三十税一’，我家今年能打四十石粮，交一石三斗就够了。剩下的，留足口粮，还能卖不少钱呢。”
三十税一。
文鸯心中一震。在河北，贾南风把赋税加到了“十税三”，也就是三成。就这样还不够，还要加征“剿饷”“练饷”等各种名目的杂税。百姓辛苦一年，剩下的粮食连糊口都不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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