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月下旬的风还带着凛冽的寒意，府衙偏院的那株老梅落尽了最后一片花瓣，光秃秃的枝桠指向灰蒙蒙的天。林砚坐在案前，面前摊开的是嘉庆十五年的粮账总册，墨色的字迹被岁月浸得发乌，像一块化不开的浓痰。
他已经连着三天只睡两个时辰了。案上堆着的账册越来越高，分类好的“可疑账册”摞到了手肘处，而“待核账册”还像座小山似的压在桌角。灶上温着的粥早已凉透，是小石头今早送来的，少年临走时塞给他两个烤红薯，现在还揣在怀里，暖着半边身子。
“云溪县……”林砚喃喃自语，指尖划过总册上“嘉庆十五年 耗粮二百一十石”那行字。这已经是他第五次核对这个数字了，可每次算到最后，都觉得像吞了颗涩柿子，堵得胸口发闷。他从“州县原始账册”的木箱里翻出云溪县那年的账册，蓝布封皮上沾着块褐色的污渍，闻着隐约有股酒气。
翻开第一页，字迹比总册上的更潦草，像是醉汉写的。“全年收成八千石”下面画了道歪歪扭扭的横线，仿佛记账的人写的时候手都在抖。林砚拿出自己的“分类账”，在“缴粮数”一栏写下“八千石”，又在“耗粮数”后填“二百一十石”，最后算“存粮数”——按常理该是七千七百九十石，可账册上却写着“七千六百一十石”。
“差了一百八十石。”林砚捏紧了算盘，珠子打得噼啪响。他反复算了三遍，每一遍的结果都一样：这一百八十石粮食，既没算在耗粮里，也没记在存粮中，就像凭空消失了。他翻遍整本账册，想找个备注或说明，可除了几处模糊的“霉变”“虫蛀”，再没有其他解释。
窗外传来一阵喧哗，是府衙的差役们在廊下说笑。林砚抬头望去，看见两个穿着绸缎马褂的人从院门前走过，前呼后拥的，腰间的玉佩叮当作响。小石头不知从哪冒出来，凑到窗边小声说：“那是云溪县的张主簿，来给顾大人送礼的。”
林砚的目光落回云溪县的账册上。嘉庆十五年的云溪县主簿，正是这位张大人。他忽然想起周明远说过的话：“有些账不是算不清，是没人敢算清。”指尖在“一百八十石”那行字上顿了顿，竟有些发颤。
“林大哥，你咋了？”小石头见他脸色发白，递过来半块芝麻糖，“顾大人说你要是累了，就歇半天。”
林砚摇摇头，把芝麻糖推回去：“你吃吧，我不饿。”他重新拿起笔，在“可疑账册”的备注栏里写下：“云溪县嘉庆十五年，存粮短少一百八十石，去向不明，时任主簿张某某。”写完觉得不妥，又把“张某某”划掉，改成“时任主簿”——现在下结论，还太早。
处理完云溪县的账册，已是午时。林砚揉着发酸的脖颈，想去厨房热点粥，却发现水缸空了。他挑起水桶往井边走，路过府衙西花厅时，听见里面传来顾衍的声音：“……那一百八十石粮，当年查过，说是被水冲了，可粮仓离河还有三里地……”
脚步顿住，林砚屏住呼吸。只听另一个声音笑道：“顾大人就是太较真，十年前的陈芝麻烂谷子，有啥好查的？张主簿现在可是布政使跟前的红人……”
后面的话林砚没听清。他挑着空桶往回走，井水晃荡着，映出他紧绷的脸。原来顾大人早就知道这一百八十石的事，原来这糊涂账背后，还缠着这么多弯弯绕绕。
回到偏院，林砚把云溪县的账册单独收进一个木盒，锁上。他决定先放下这个县，去核其他州县的——清河县的账册还在等着他，那里有二哥写的字条，有父亲晒粮的汗味，不能被这些腌臜事搅乱了心神。
清河县的账册整整齐齐，是林墨用小楷抄的副本，每一页都标着页码，损耗明细写得清清楚楚。嘉庆十五年的耗粮一百二十石，其中“霉变三十五石”后面附了张单子，记着哪几间粮仓漏了雨，哪几袋粮被霉坏了，还有三个粮差的签字；“运输损耗四十八石”标着“运河沉船三艘，捞起二十石，余二十八石”，连沉船的日期都写得明明白白。
“这才叫账。”林砚摸着纸页上二哥清秀的字迹，眼眶有些发热。他想起那年汛期，二哥带着私塾的孩子们去帮着晒粮，小家伙们手小，捧着湿粮往席子上倒，弄得满身都是糠。母亲提着篮子去送水，见了直笑：“这哪是晒粮，是给孩子们洗澡呢。”
核到傍晚，林砚总算把嘉庆十五年的账册都理完了。除了云溪县，还有三个县的账有问题：一个把“小吏借粮”写成“自然损耗”，一个的“缴粮数”比实际收成还多，明显是虚报，还有一个更荒唐，把“耗粮”写成了“存粮”，倒欠了三百石。
他把这些“可疑账册”按州县摞好，每一本上都贴着红纸条，写清哪里有问题，差了多少。做完这些，天已经黑透了，灶房的火早就灭了，林砚摸出怀里的烤红薯，掰了一半递给趴在窗边看他算账的小石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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