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月十五，芒种已过，天气一天热似一天。这天下午，李建国趁着丰泽园午后难得的清闲，跟范师傅告了假，说要去看个“远房亲戚”。
他换了身半旧的灰布褂子，戴上顶草帽，骑着从闫富贵那儿借来的旧自行车，七拐八绕，最终停在鼓楼西大街一条僻静的胡同口。胡同不宽，两旁的槐树浓荫蔽日，把燥热隔在外头。往里数第三座院子，门楼不算气派，但规制完整，门楣上依稀能看出旧时砖雕的“平安”二字。
一个穿着藏蓝中山装、腋下夹着黑色公文包的中年男人已在门口等候。见李建国下车，立刻迎上来，压低声音：“李同志，来了。”
这人姓赵，是李建国通过黑市上认识的一位可靠掮客介绍的“专业人士”，在房管所有些门路，专门替不方便露面的客户处理房产事宜。
“赵同志，久等了。”李建国点点头。
“手续都齐了，就等您最后看一眼，签字画押。”赵同志掏出钥匙，打开那把略显沉重的老式黄铜锁。
吱呀一声，两扇斑驳的朱漆大门被推开。没有寻常四合院开门见山的局促，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道磨砖对缝的影壁，上面福字图案虽已模糊，气度犹在。绕过影壁，是个宽敞的一进院，青砖墁地，三面房子规整，廊柱的朱漆虽已剥落，但木质坚实。院里原主人留下的两棵石榴树正开着火红的花，给这略显荒败的院子添了不少生气。
穿过垂花门进入二进，院落更深，正房五间，东西厢房各三间，都是前出廊。窗户是旧式的支摘窗，窗棂图案复杂。赵同志介绍说，这院子原是个清末小官的宅子，后来子孙分家变卖，几经易手，保养得还算过得去，没有大拆大改，主体结构都扎实。
最妙的是第三进。穿过一个窄窄的过道，眼前豁然开朗，竟是个小小的后花园。虽然荒草丛生，但假山石尚在，一角还有个干涸的小鱼池。角落里有三间后罩房，虽矮小些，但修整一下也能住人。
“三进带后花园，总共大小房间二十二间，建筑面积约莫四百五十平米，占地将近一亩。产权清晰，原主急着用钱，价格上……”赵同志报了个数。
这个价格，在1953年的四九城，对于这样一座位置、规制、保存状况都不错的私产四合院来说，堪称“捡漏”。李建国知道，这得益于当前略显敏感的社会氛围——私营工商业改造风声渐紧，有些手里有房产的人开始心生忐忑，想变现求稳。
他没有还价，只是细细地又看了一遍。手指拂过廊柱，敲了敲墙壁，看了看屋顶的椽子。他不懂古建，但能看出用料的实在和工艺的考究。最重要的是，这院子独门独户，与左右邻居都有隔墙，私密性好。
“就它了。”李建国拍板。
接下来的手续在赵同志的操办下异常顺利。房管所的登记，税款的缴纳，崭新的大红房契上，最终写下的不是“李建国”，而是一个与李建国毫无表面关联的化名——这是他坚持的。赵同志虽然疑惑，但看在丰厚佣金的份上，什么也没多问。
拿着那张轻飘飘又沉甸甸的房契，李建国心里一块石头落了地。这不仅仅是一处房产，这是他穿越以来，除了空间之外，置办下的第一份可以传世的、完全属于自己的实体产业，是未来无论风雨如何变幻的根基之一。
但仅仅买下还不够。在1953年，拥有这样一处大房产，如果闲置或只是租给私人，太过扎眼，也容易惹来是非。他早有打算。
两天后，李建国出现在了街道办事处的院子里。街道办王主任是个四十出头的中年妇女，短发，圆脸，说话办事干脆利落，正在院子里跟人说着什么。见到李建国，她有些意外：“哟，这不是丰泽园的小李师傅吗？怎么有空到我们这儿来了？”
“王主任，您好。有点事，想向街道上汇报一下，也请您帮个忙。”李建国态度恭敬。
进了办公室，李建国开门见山，掏出房契的副本（当然，名字还是那个化名，但他向王主任做了解释，说是“家里一位远房长辈留下的，托我代管”），说明来意：
“王主任，是这么回事。这处房子空着也是空着，我父亲是烈士，从小教育我要为国家、为群众做点力所能及的事。现在国家建设需要人才，各地支援首都建设的工人同志、调到咱们区学校的教师同志，很多都拖家带口，住房紧张。我就想着，能不能通过街道，把这院子里的房子，租给这些最需要的同志家庭？租金嘛，就按最低的公房租金标准算，甚至再低点也行，够维护房子的基本开销就成。也算我们烈士子女，为国家建设出一点微薄之力。”
王主任听完，拿着那张房契副本看了又看，又抬头仔细打量李建国，眼神里先是惊讶，接着是难以置信，最后变成了浓浓的赞赏和激动。
“小李同志！你……你这话可是当真？”王主任站了起来，“不瞒你说，我这正为这事儿犯愁呢！机械厂新调来两位工程师，带着家属，暂时挤在招待所。师范附小新分来三个老师，也是没地方落脚！你这可是雪中送炭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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