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月的四九城，阳光已经有些灼人。
随着国家第一个五年计划深入推进，1955年的生活悄然发生着变化。最明显的，就是各种票证开始越来越多地出现在人们生活中——粮票、布票、油票、肉票……票据时代的大门缓缓开启，每个人都在学习着如何精打细算地使用手里那几张珍贵的纸片。
在这样的背景下，钱，成了更加敏感的东西。
闫富贵推了推鼻梁上那副用胶布缠着腿的眼镜，站在中院的水池边，一边慢条斯理地洗着两根蔫巴巴的黄瓜，一边看似无意地对正在洗菜的张大娘说：“哎，您说现在这日子，家家都得算计着过。咱们院还好，大家工资都明明白白，该多少是多少。”
张大娘没听出话里有话，随口应道：“可不是嘛，我家那口子三十八块五，月月掰着指头花。”
“但有的人家就不一样喽。”闫富贵压低声音，眼睛往李家方向瞟了瞟，“您瞧李家那俩孩子，哥哥上大学，妹妹上小学，家里没个大人。可您看看人家吃的穿的——李岚韵那丫头，去年还补丁摞补丁，今年呢？崭新的花布衫，白球鞋，书包都是皮的。”
张大娘手上动作顿了顿：“建国那孩子有本事，在丰泽园……”
“丰泽园！”闫富贵像是抓住了关键词，声音又压低几分，“您知道丰泽园头灶师傅一个月多少钱吗？我打听过，撑死八十块！可您算算李建国的开销——学费、书本费、兄妹俩的吃穿用度，还在外头租房子……”
“租房子？”张大娘愣住了，“他不是申请走读，天天回家住吗？”
“那是现在！”闫富贵神秘兮兮地说，“去年呢？他在大学旁边租了个单间，说是学习方便。一个月就得五块钱！再加上他们兄妹的生活费，一个月没一百二下不来！他那工资够吗？”
水龙头哗哗地流着，张大娘的手停在了盆里。
闫富贵见有了效果，继续加码：“再说了，他现在也不是天天在丰泽园上班了。大学生课多，一个星期能去两三天就不错了。这收入，对不上啊！”
谣言就像初夏的柳絮，看似轻飘飘，却无孔不入。
没过三天，整个四合院都弥漫开了一种微妙的氛围。
后院黄大婶悄悄问张大娘：“听说李家小子在丰泽园……手脚不干净？”
中院赵家媳妇跟邻居嘀咕：“怪不得天天有肉香，原来钱来路不正。”
就连一向不多话的孙家老爷子，也在晚饭时对老伴说：“李家那孩子，怕是要栽跟头。年轻人，来钱太快不是好事。”
这些闲言碎语，自然传不到每天早出晚归的李建国耳朵里。
他现在的日程排得满满当当：早晨五点起床，练半小时五禽戏，给妹妹做好早饭；六点半出门，坐电车去四九城大学上课；下午没课就去图书馆，有课就上到四点；然后赶去丰泽园，工作到晚上八点；再坐末班电车回家，检查妹妹作业，自己复习功课到十一点。
这样的作息，他坚持了整整一个学期。
申请走读的原因很简单——岚韵还小，一个人住这么大房子他不放心。街道办王主任了解情况后，特批了他的走读申请，还夸他有担当。
可这一切，在闫富贵精心编织的谣言里，都成了“可疑”的证据。
周五晚上七点，李建国刚走进四合院大门，就感觉到了不对劲。
往常这个时间，院里应该有几个乘凉闲聊的邻居。可今天，中院空荡荡的，只有贾家窗户里透出昏黄的灯光。
他皱了皱眉，快步走向后院。
自家门锁着，岚韵还没回来——今天她值日，要晚些。李建国掏出钥匙开门，眼角余光瞥见月亮门那边，闫富贵正和易忠海低声说着什么，见他回来，两人立刻停止了交谈。
不对劲。
李建国没有立刻进门，而是转身走向月亮门，脸上带着恰到好处的笑容：“一大爷，三大爷，乘凉呢？”
易忠海表情有些尴尬：“建国回来了？吃饭了吗？”
“在学校食堂吃过了。”李建国目光扫过两人，“我刚才看您二位在说话，是不是院里有什么事？”
闫富贵推了推眼镜，干笑两声：“没什么，就是聊聊……聊聊街道办发的票证使用通知。”
“哦。”李建国点点头，却没有离开的意思，“三大爷，我正好有个事想请教您。我们大学政治课在讲社会主义分配原则，老师说劳动所得最光荣。您教书育人多年，对这个肯定有研究吧？”
闫富贵脸色微变：“这个……当然，按劳分配嘛。”
“那您说，如果有人靠自己的劳动，合法合规地挣钱，改善生活，是不是应该鼓励？”李建国语气平和，眼神却锐利。
易忠海听出了弦外之音，忙打圆场：“建国说得对，勤劳致富是好事。”
“就怕有些人不是勤劳致富啊。”闫富贵小声嘀咕了一句，声音不大，却足够让李建国听见。
李建国脸上的笑容消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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