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一清晨，轧钢厂党委办公室还带着冬日的寒意。
杨卫国厂长坐在办公桌后，手里捏着那三页信纸，已经看了足足二十分钟。窗外的阳光斜射进来，照在信纸上那些从报纸上剪贴下来的字块上，每一个字都像淬了毒的钉子。
他的手在微微发抖——不是害怕，是愤怒。
“啪！”
杨厂长把信重重拍在桌上，抓起电话：“让李副厂长和郑书记马上来我办公室！”
等待的几分钟里，他又看了一遍信。这一次，看得更慢，更仔细。
三页纸。第一页指控李建国“里通外国”：详列李建国在丰泽园期间与苏联专家的七次接触，具体到日期、在场人员、谈话内容（虽然大多是捏造）。最后有一段加粗的文字：“一个年轻厨师，凭什么频繁接触苏联专家？是否有不可告人的情报交易？”
第二页指控李建国“技术剽窃”：声称二号轧线改造的核心技术，是从苏联专家私下泄露的图纸中抄袭而来，李建国只是“巧立名目，据为己有”。还“揭发”李建国最近在研究的新轧机设计，“明显借鉴了日本战前专利技术”。
第三页最狠。指控李建国“政治投机，结党营私”：详细描述李建国如何刻意疏远杨厂长，投靠李怀德；如何在厂里拉拢年轻技术人员，形成“小集团”；甚至影射李建国与“已被清算的娄姓资本家”有秘密往来，是“潜伏在工人阶级队伍中的异己分子”。
信末署名：“一群忧心忡忡的老工人”。
“咚、咚。”敲门声。
“进。”
李怀德和纪委书记老郑推门进来。看见杨厂长的脸色，两人都愣了愣。
“坐。”杨厂长把信推过去，“看看这个。”
李怀德先看。刚看完第一页，脸色就变了：“荒唐！完全是诬告！”看到第二页，他气得站起来：“技术剽窃？二号轧线的改造方案，每一个数据都是建国带着人实测出来的！苏联图纸？日本专利？放屁！”
杨厂长摆摆手，示意他冷静。
老郑看得很慢。作为纪检干部，他习惯从字里行间找破绽。看完，他摘下眼镜，揉了揉鼻梁：“厂长，这信……来者不善。”
“废话！”李怀德抢白，“明摆着是冲着建国来的！不，是冲着我来的！‘结党营私’‘政治投机’——这帽子扣得可真大！”
杨厂长没接话，看向老郑：“老郑，你怎么看？”
老郑沉吟片刻：“从技术角度看，这信准备得很充分。时间、地点、人物，都有鼻子有眼。虽然内容可能是捏造，但制造这些‘细节’需要相当了解厂里情况，尤其是李建国同志的过往。”
他顿了顿：“而且信里提到了苏联专家、日本专利、娄半城……这些话题，在当前的政治氛围下，很敏感。”
这话说得委婉，但三人都懂意思。
1957年刚过去，“反右”的余波未平。进入1958年，虽然“大跃进”的号角已经吹响，但政治上的弦一直绷得很紧。这封信选择的指控角度，每一个都踩在敏感点上。
“你的意思是，”杨厂长缓缓问，“要查？”
“按程序，必须查。”老郑说，“这么严重的指控，不查没法交代。如果查实是诬告，也要还李建国同志清白。”
李怀德急了：“查？怎么查？把建国叫来审问？让他交代怎么‘里通外国’？老郑，你这是要毁了一个好苗子！”
“李副厂长，”老郑语气平静，“查，不一定是审问。我们可以先从外围调查——丰泽园的记录、苏联专家的日程、技术方案的原始资料。清者自清，如果李建国同志没问题，调查反而是证明他清白的机会。”
“机会？”李怀德冷笑，“这种调查一旦启动，风声传出去，建国在厂里还怎么工作？工人们会怎么看他？‘哦，那个被调查的李工’——这话好听吗？”
杨厂长敲了敲桌子，制止了争论。
他站起身，走到窗前。窗外，轧钢厂的烟囱正冒着滚滚浓烟，工人们陆续进厂，新的一天开始了。
“老郑说得对，按程序，得查。”杨厂长背对着两人，“但不能大张旗鼓。成立一个三人小组，你牵头，从纪委和保卫处各抽一个人。调查范围控制在最小，重点是核实信里的具体指控——时间、地点、人物，是否属实。”
他转过身：“至于李建国同志，暂时不惊动他。该工作工作，该搞技术搞技术。但是——”
杨厂长看向李怀德：“怀德，你也要注意影响。我知道你欣赏李建国，但该保持的距离要保持。在这个节骨眼上，你们走得太近，对谁都不好。”
这话说得含蓄，但李怀德听懂了。杨厂长这是要借机敲打他。
“厂长，我……”
“行了，就这样。”杨厂长摆摆手，“老郑，你去准备。记住，注意方式方法。”
两人离开办公室。
走廊里，李怀德压低声音：“老郑，真要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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